□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軍

　　經濟發展不僅僅意味著GDP增長，也就是説，增長和發展並非有此即有彼的關係。對於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人口大國而言，除非改變現有增長戰略，以刺激技術進步和制度轉型，否則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平心而論，中國的增長戰略——受基礎設施、低成本製造業出口大規模增長和技術轉移推動——已經帶來了可觀的結構變化。隨著勞動力和資本從低生産率部門和地區轉移到高生産率經濟活動中去，資源配置也變得更有效率，真實工資有所增長，經濟結構也得以升級轉型。

　　但這只是讓低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長戰略，無法以同樣的增長戰略讓同一國家從中等收入實現高收入。事實上，有許多國家，由於其決策者沒有認識到增長戰略的約束條件，並給予足夠激勵，結果導致經濟陷入停滯，受困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許這一規律最令人矚目的例外就在亞洲，四個經濟體——南韓、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通過改變增長戰略成功地應對了外部危機和挑戰。對中國來説，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前的增長戰略一直效倣以上四個經濟體，但現在也迫切需要類似的轉變。

　　已故的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20年前觀察道，成功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避免思維僵化”。對中國決策者來説，這意味在基本思維形成頑固慣性、並破壞中國發展前景之前，就拋棄它們。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對出口戰略的長期依賴。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幾乎所有增長戰略都可以歸結為貿易戰略。但中國的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存在極限，並且已快接近極限。除非很快採取變化，否則作為這一模式基礎的外匯機制和資本管制，將會變得過於根深蒂固，調整的機會窗口也會錯失。

　　另一個風險是繼續推延開放服務部門的措施，包括金融、保險、批發和零售貿易、物流等諸領域，以期望經濟能繼續依賴製造業。開放服務部門的措施很難贏得支援，特別是與旨在提振製造業的政策相比，因此需要中國政府的大決心。在這方面，日本曾經欲開放服務部門而失敗，結果掣肘了其調整經濟結構以應對人口紅利下降的能力。

　　阻礙未來前景的最後一種思維是認為轉型會破壞社會秩序。東亞經濟體給發展中國家留下的主要智慧之一是經濟發展會導致制度完善，而不是相反。

　　簡言之，中國後續發展的最大風險不是危機，而是有沒有認識到揚棄目前為止一直成功的增長戰略的必要性。事實上，危機或許利大於弊，因此近幾年來的信用高速擴張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或者房地産部門眼看就要崩潰，或許並不那樣令人擔憂。

　　在理想狀況下，這樣的危機並不需要。中國經濟從2008年開始減速，這可視為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增長危機，已足以迫使決策層將注意力從支援兩位數的年GDP增長率轉向調整經濟結構。

　　事實上，關於降低中國的出口依賴、開放其服務貿易、吸引更多外資投資于服務部門，以及加速匯率、利率和跨境資本流自由化的問題似乎已經有了共識，去年的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點就是明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議中指出，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毫無疑問，這些都是邁向正確方向的步驟，關鍵是要及時兌現承諾。（本文版權屬於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