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留戀舊的發展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亞洲非洲一些獨立的國家,想早日擺脫貧困狀態,聽從了某些研究發展經濟學家的意見,引進外資,結果,雖然經濟增長率高了,每人平均GDP增大了,但沒有改變原來的體制,依然處於貧困之中。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困難逐漸被一些經濟學家從新的角度做了批評解釋,都認為發展中國家只顧發展,只顧引進外資,盲目發展,盲目開放投資,盲目輸出資源而不改體制,這是有害的,就會使他們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也能達到,但同樣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樣就産生了一個新的名詞,叫什麼?叫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是什麼意思?就説走老路,這是最保險、最安全的,因為前人是這麼做的,前人是這麼做,後人跟著他們的腳步走,這樣的話不承擔責任,同時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於是很多國家雖然它感到現在的舊發展方式有問題,有矛盾,但還是堅持它的路徑依賴。
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留戀舊的方式漸漸成為一種慣例,即使是在某一些發展中國家能夠從低收入陷阱走出來,進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它怎麼辦?還跟過去舊方式一樣,結果就陷入了舊的陷阱。這種情況也有例外,希臘就是一個例外。希臘在二十世紀轉到二十一世紀的階段中,每人平均收入或者每人平均GDP的收入都超過了過去,超過了每人平均GDP12000美元,12000美元被認為是條杠桿,超過了。超過了以後聯合國、世界銀行就紛紛祝賀,你超過了中等收入。但又怎麼樣?制度不改,金融風暴一來,它受到波及,馬上又下去了,又回到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階段。所以,從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看出,走老路並不一定是沒有風險的,而且風險全部改成新模式的風險小。
第二個問題是新舊發展模式怎麼樣把它成為革命的故事。這個全世界很多經濟學家在討論的問題,對中國來説,舊的發展方式的影響是深遠的,舊的發展模式持續了多年了,在社會上有很多,嚴格説,在中國只有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共中央才把新舊模更替作場革命,發展方式的革命。儘管在強調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一再提到新發展方式對舊發展方式要替代,但路徑依賴的影響不可小視,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國情還是慢慢地改,這樣可以速度慢的新發展方式還在推。這樣是一個大的問題,傳統發展模式它是不會自動退出的,要擠它,這樣才能找到新發展方式。路徑依賴在思想上成為一個障礙,這個障礙是什麼?就是説既然是這樣的要改,那就慢慢改,所以説它沒有一種結構性,並且還認為這種發展方式的改變實際上是跟資源配置的改變結合在一起的。
根據以上所説的,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先要分清楚什麼叫舊發展方式,什麼叫新發展方式。舊的發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著走,責任前人負了,這裡沒有新東西,反而可以避免創新的風險。這就是舊發展方式。新方式呢?就一定要通過重要的改革,通過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改革什麼?比如説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這個就是一種改革,這個改革以後,就能夠使企業真正的自己經營自負盈虧。還有通過新發展方式改革重在科技創新。科技創新能提供新産品、新産能、新功能等等。這個是重要的。你不跑這兒,舊的怎麼被替代,新的怎麼把舊的趕走。
根據以上所説的,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國,市場一定是要排在重要位置,是決定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經濟中還有一些例外,比如説公益性的部門,比如説跟國家安全有關的部門,還有特別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單位。這種情況之下,雖然要利用市場調節,但政府也影響發揮規劃引領支柱的作用。那就是説一般的情況下,怎麼樣把經濟轉型,一般情況下,就是市場來調節,不然就被淘汰了。但是特殊的行業,非營利性行業,純粹公益性行業就採取另外的方式,政府發揮引領的作用,扶持的作用。
在這裡還要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為什麼現在這麼急,改革是不能拖的,如果是長期在這裡較量,是舊生産模式好還是新的生産模式好,因為經濟在前進,經濟在前進企業它有同行,國外有同行,國內也有同行,你不改就被淘汰了,不改就競爭不過別人了。所以這個念頭一定要下。
再走以前的道路,路徑依賴的道路最後只能延遲經濟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什麼?我們可以簡單説,什麼大轉變,舊的會轉型的,就是這樣的。舊的是重數量、重速度,新的是重品質、重效果。企業是相互觀看的,所以説不是不變,它沒有感到壓力不會變,壓力在前面了,你不變就被淘汰,就是這種情況。置之死地而後生,應該有這樣一種想法,但在我們現代卻不是這樣。我們現在怎麼樣?認為轉變還是可以的,得慢慢來,別那麼著急。為什麼?一轉變快了,新舊轉換從哪來,一轉變快了,東西不足,引起物價的上升嗎,你這樣究竟新生産的銷路何在,你在沒有出來之前,你的創新是不是帶來更大的風險,有各種各樣的爭論,這些爭論靠什麼?靠深入學習,深入學習十九大理論。十九大理論上講的很清楚,我們重在發展理念的轉變。發展理念轉變了,你才能夠前進,發展理念不轉變,仍然是以前的發展,甚至盲目認為,我現在已經是路線都通了,不能再大幹快上,這種對長期的轉變來説,轉型來説是不夠的。所以這裡應該提出這個問題。
高速度不是常態。很多世界上的國家走過高速都是暫時的,不能維持的,因為經濟學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態。中高速增長對某些國家來説,走過了也不是常態,還在變,還在往下走。因為經濟在發展,所以説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不要再留戀高速度,中高速度就夠了,中高速度怎麼樣?是看情況。所以這樣的話,我們把中高速度作為常態,這樣的話就能夠持久。至於説到得去庫存、補短板、降成本等等,要不要做?還需要做。因為你有這麼一些需要來補的短板,需要讓它們繼續前進的機會的話,為什麼不利用了,你不利用別的企業就用了,每一個企業家都應該有這樣的,並不是我用不用的問題,而是我的工人能不能繼續在這裡就業的問題,我的市場是不是被別人奪走的問題。因為有這樣一種想法,所以對我們來説中高速增長是維持經濟的常態的一個必要。
就中國來説,怎麼樣保證今後的發展能夠繼續下去?首要就是在今後的日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到企業的對手也是企業。當別的企業試驗成功了,有新産品新産能的時候,逼迫你改,你不改他兼併你,你就黃了。這個不是壞事,真正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在競爭中出現的,是在有所為、有所不為,放棄一些東西才能堅持下去的。這一點企業應該看得很清楚。企業應該看到,轉型階段甚至為未來人力資本做準備的階段,這樣的話一旦鋪開了是快的。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樣的就行了。
我們可以説改革是不可能止步的,你按舊方法就待在這裡了,遲早要被淘汰,那就不如出來拼,出來改。所以現在是叫二次創業,對民營企業來説特別重要,民營企業今天正面臨著二次創業的階段,如果沒有二次創業怎麼來應付下一階段的競爭。人才的培育,也應該從這個方向走,人才大大不夠,培訓以後更多的人是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把技術提高了,知識提高了,將來不要害怕,這就行了。不能夠再去依賴過去的途徑,我們應該説只有通過競爭自己,改造自己,創新路,中國企業才有更美好的前途。好,謝謝大家。
現場提問:
簡翎:厲老師,您好。改革開放40年, 股份制、《證券法》草案、“非公經濟36條”、市場化改革等等,您都是提出者或參與者,深深影響和推動著中國經濟社會改革進程。如果讓您來做一個簡單的總結,您怎麼看待這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保持什麼,改進什麼?
厲以寧:你這個問題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我們從歷史來看,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個革命。因為當時在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走向了改革的道路。第二個是在整個改革的進程過程當中,要看到十八次黨代會以來,這個改革的進程比過去大了,改革所涉及到的範圍比過去多。最重要的就是堅持改革,懂得未來的方向是什麼,這樣才行。
(責任編輯:李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