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改革開放實踐表明：改革是中國發展最大紅利

　　近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表明，改革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傳統增長動力正在減弱或消失，在尋求經濟增長新動力方面，改革再度被寄予厚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向縱深推進。新一輪改革能否如期釋放增長紅利並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如何推進改革才能更好地釋放增長紅利？這些都是備受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

　　在增長因素分析框架內，改革中長期內通過三種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一是效率改善效應，即通過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二是技術提升效應，即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三是要素投入增加效應，即通過釋放存量要素，增加實際投入到經濟增長中的資本和勞動。

　　我們選取與經濟增長關係密切的財稅、金融、土地、戶籍、行政、對外開放等重點領域改革，在每個領域選擇一些表現改革效果的指標，構建分領域改革指數和改革總指數，運用生産函數，分階段、分領域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重點領域改革通過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改革紅利釋放特徵，以此為基礎，對未來我國經濟增長進行情景預測和因素分解，得到不同情景下重點領域改革所能釋放的增長紅利，並以更好發揮改革紅利效應為目標，對合理安排改革時序和組合方式提出建議。

　　分析表明，財稅、金融、土地、戶籍、行政、對外開放等重點領域改革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呈現出一些規律和特徵。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應在加快完善資源環境管理體制，為更為長期的經濟持續增長創造條件的前提下，全面深化併合理安排重點領域改革，加強改革配套，充分挖掘經濟潛在增長率，為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提供持久動力。

　　一是繼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能引導資源優化配置，也關係到下一步推進土地、戶籍制度改革。以往幾輪大的改革部署中，財稅改革往往先行，都在短期內釋放了明顯的增長紅利。對“十三五”時期的預測表明，財稅改革可望釋放明顯的增長紅利，應率先取得突破。

　　二是推進要素市場化相關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是盤活存量要素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預測表明，全面推進金融、土地等要素改革，對拉動經濟增長貢獻較大。因此，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前提下，應完善農村産權制度，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改革戶籍制度，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加快釋放存量要素、優化要素配置效率，為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品質注入新動力。

　　三是積極穩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直接涉及資源使用效率和經濟增長的微觀效率。當前，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堅持積極穩妥統籌推進，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久拖不決。

　　四是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的增長效應主要體現在簡政放權上，簡政放權為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為其他各領域改革順利推進創造了良好環境。計量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行政體制改革對經濟增長一直保持比較穩定的貢獻率。雖然行政體制改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較間接，不能在量化分析中完全表現出來，但行政體制改革是順利推進其他領域改革的前提和保障，應在近年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縱深化，加快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

　　五是完善科技創新體制，發揮好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計量結果表明，過去30多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十三五”時期，必須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科技創新體制，加快産學研協同創新，使科技成果真正轉化為現實生産力，更好地發揮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

　　六是配套推進相關領域改革以發揮好改革的組合效應。戶籍與土地、行政與財稅改革之間存在明顯的組合效應，它們之間改革配套性增強，不僅可以充分釋放單個領域改革的增長紅利，而且改革之間關聯互動所産生的組合效應也能促進經濟增長。全面深化改革，應打好改革的“組合拳”，加強以上領域改革的關聯配套性，更好地發揮制度組合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七是增強重點領域改革的協同性以降低改革摩擦。隨著改革經驗不斷增加，改革綜合性與配套性不斷增強，改革摩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逐步減弱。雖然預測表明未來改革摩擦處於歷史較低水準，但全面深化改革可能産生難以預測的改革成本，應高度關注，並進一步提高改革的關聯性、配套性和耦合性，將改革摩擦對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 執筆為郭春麗 曾 錚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