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事實上,教育捐贈好過政府的教育撥款,社會捐贈漸成趨勢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教育發展的趨勢。
6月23日,私募股權投資機構高瓴資本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磊向母校中國人民大學捐贈的資金高達3億元人民幣,用於設立一項教育發展基金,以支援該校培養更多頂尖人才,併為該校設立的“創新型交叉學科提供長期資金支援”。
就在前不久,京東創始人劉強東也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了3億人民幣。僅段永平、劉強東、張磊三人,就先後給人大捐贈近8億元。
調查顯示,1980-2016年,除軟體類捐贈外,全國高校累計接受國內外社會各類捐贈總額高達676億,其中校友捐贈230多億,約佔總額的34%,39所高校受捐金額上億。
不過,相比於以美國“常春藤聯盟”為代表的頂尖高校,中國校友的捐贈金額及比例並不算多。此前有媒體報道,美國名校的校友捐贈率一般為30%至40%,哈佛大學的捐贈率為48%,普林斯頓大學捐贈率則高達68%。
事實上,教育捐贈好過政府的教育撥款。在中國,社會捐贈漸成高校辦學經費的重要來源,這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教育發展的趨勢。
首先,教育撥款的效果很難評估。無論以科研成果,還是以就業率為標準,都難判斷。且在教育撥款體制下,學校難免會圍繞行政主管部門的意志來辦學,藉以獲取更多撥款,但是這卻未必是市場、社會所合意的結果。事實上,高校很多課題,無論對學術、還是學生都助益甚微,但礙于行政部門需要,高校樂此不疲,這對教育資源是一種浪費。
相反,社會捐贈則會引導高校盡可能滿足市場需要。高校只有授以學生市場(包括學術市場)所需的知識、技能,學生才能真正感覺受益,社會人士也才會用捐贈表達對學校的認可。
其次,教育撥款不利於公平,且易産生教育腐敗。“馬太效應”效應下,越是受到重點照顧的學校,越要與其他學校拉開差距,這對未受重點照顧的學校,顯然不公。教育資源由行政分配,會導致腐敗。有的是金錢腐敗,有的則以其他形式為掩飾,比如官員在職學歷,就有不少是資源交易關係。
而社會捐贈屬於自願行為,高校獲得社會捐贈少,會迫使學校審視自身教育辦學方式。高校教育行政化是社會、以及教育界詬病已久的問題。教育行政化的核心,是教育資源的行政化。減少教育撥款,讓高校更多地獲取社會捐贈來解決辦學經費問題,有助於推進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
最後,目前對教育捐贈的稅收扣除,是不超過企業當年利潤的12%。在校友捐贈已成趨勢下,筆者以為應該放開教育捐贈的扣除限額,鼓勵企業更多捐贈教育事業,這才真正是提高教育效率、功在韆鞦的好事。
□鄧新華(經濟學者)
(責任編輯:羅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