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競爭最終是創新的競爭”。如果在20年前講,這還不太準確,但現在就越來越對,為什麼?我國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進入新常態,與原來單純靠資源動員、勞動力轉移不同,這個時候越來越多地要靠創新驅動。
●“創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創新的競爭當然是要靠技術、靠市場、靠資本、靠團隊,這些都沒有錯。但是,我覺得,當前資本不是最重要的,技術的後面是人才,技術是人創造出來的,所以説“創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
●“人才的競爭最終是教育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可以靠引進和輸入,有的國家,例如美國,他自身不但有強大的教育培養體系,而且還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雖然我們也可以吸引外國人來華,但是這個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靠我們自己的教育培養,所以我説“人才的競爭最終是靠教育”。
他,因為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中所做出的貢獻而獲得“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他,為了培養出優秀的創新人才放棄了原本最鍾愛的經濟學研究轉而全身心地投身教育事業;他一直致力於推動“實踐現代教育理念”、“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大學教改進程,是“思行合一”的教育改革家。他就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近日,錢穎一教授就我國經濟發展、創新人才培養、央企高管EMT培訓等話題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
創新發展關鍵
要培養創新型人才
《經濟參考報》: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已不能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在眉睫。中央也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並且在“十三五”規劃的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被排在第一位,當前創新為什麼會受到如此重視?創新對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有哪些重要意義?
錢穎一:中國之所以重視創新,是由於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正在發生變化。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驅動力,取決於該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發達國家,像美國、日本等處於技術前沿的國家,它們沒有別的選擇,創新是唯一的驅動力,他們只能依靠創新驅動增長;貧窮國家主要靠資源驅動,基本不需要靠創新驅動,可以靠模倣。中國在過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這種模式。而中等收入國家介於兩者之間:與發達國家相比,資源驅動仍有空間,但是與貧窮國家相比,則需要更多地靠創新驅動。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高增速區間進入中低速增長。相對於20年前的中國,我們需要更多的創新,但是相對於美國、日本、歐洲,我們還有很多類似“資源動員”和勞動力方面的優勢,但也需要用新的方式來推動。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快遞最先出現在美國,聯邦快遞早就有了。但是到了中國,快遞有了創新和改進。在中國,現在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快遞,而且速度比美國還快,這就是結合我們國情的創新。因此對創新不能理解太窄。
PayPal公司創始人、《從0到1》作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來清華講課,我同他説,在中國,“從1到N”更重要。從1到N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簡單的模倣,一種是學習中創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寶和天貓之前有eBay和Amazon,騰訊微信之前有Kik和Kakao Talk,但是,阿里巴巴和騰訊微信結合中國市場而有了更多創新。由於中國的N非常之大,它們帶來的社會價值遠遠超過了之前的“從0到1”。因此,我把它們稱為“有創新的從1到N”。
所以,我們不能忽視N的力量。在中國,N大於13億,這裡蘊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別是在網際網路時代,社會效益與N的平方成正比, 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誰看到了中國的N的力量,誰就不會輕視從1到N的作用。抓住中國市場巨大的N,並在1的基礎上創新,釋放N的力量,這是中國企業家、創業者們難得的機會。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在創新驅動發展的各種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什麼?
錢穎一:在創新驅動發展的各種要素中,最稀缺的既不是市場也不是資金,而是創新型人才。我時常説三句話:經濟的競爭最終是創新的競爭,而創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最終是教育的競爭。這三句話當中的每一句單獨拿出來都值得斟酌,但是連在一起卻最終形成一個有説服力的邏輯。
第一句話,“經濟的競爭最終是創新的競爭”。如果在20年前講,這還不太準確,但現在就越來越對,為什麼?我國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進入新常態,與原來單純靠資源動員、勞動力轉移不同,這個時候越來越多地要靠創新驅動。
第二句話,“創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創新的競爭當然是要靠技術、靠市場、靠資本、靠團隊,這些都沒有錯。但是,我覺得,當前資本不是最重要的,技術的後面是人才,技術是人創造出來的,所以説“創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
第三句話,“人才的競爭最終是教育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可以靠引進和輸入,有的國家,例如美國,他自身不但有強大的教育培養體系,而且還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雖然我們也可以吸引外國人來華,但是這個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靠我們自己的教育培養,所以我説“人才的競爭最終是靠教育”。
創造力來自
自由、寬鬆的環境
《經濟參考報》:對於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問題,我國教育界一直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創新型人才可以通過培養産生,也有反對者認為不能。作為清華大學這樣蜚聲國際的著名高校的經管學院院長,清華經管在培養創新型人才方面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錢穎一:創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徵是創造力。無論是科學發現,還是技術創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創造力的體現。創造力包括至少三種創造性:創造性精神、創造性思維、創造性能力,我稱之為創造力“三要素”。
但是,我們慣用的教育模式和環境不是培養創造性精神、創造性思維、創造性能力的。所以,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就必須改變妨礙創新型人才産生的環境。清華經管學院在培養創新型人才方面花了很大功夫。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教育歷來注重知識傳授,特別是基礎知識的傳授,這也是我們的長項。我們薄弱的地方在於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創造力跟知識呈正相關,但這並不完全。我的理解是,創造力等於知識乘以好奇心和想像力。隨著學習時間的增加,一個人的知識會持續增長,但很可能他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會一路下降。所以並不是説知識積累越深,創造力就一定越高。這就給我們的教育提出很多新問題,我們在傳授知識之外一定要在能力、價值塑造上多下功夫,因為教育不是簡單的知識傳授。創造力跟好奇心和想像力、批判性思維有很大正相關性,這些既是能力也是價值取向。
清華經管學院在本科教育、碩士教育、博士教育、MBA教育、EMBA教育中一直都非常強調創造一種寬鬆、寬容和自由的環境。除了知識傳授之外,我們鼓勵學生批判性思考、創造性思維等等。只有在自由、寬鬆和容忍的環境中,創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創造性思維才得以生根,創造性能力才得以發展。
我們希望並且一直致力於通過這樣一種教育方式,而非簡單的知識傳授,讓學生更加具備創新力和創造力。我們課上鼓勵學生提問、置疑現有的結論。但這又不是一味地對別人的觀點簡單否定,而是要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分析性的不同解釋與更好解讀。同時,結合經管學院自身的特點,我們也注重培養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的背後實際上也是一種創造精神,在這方面我們也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説我們在本科教育方面,從2009年開始的優秀人才培養計劃中就設立了三個方向:學術、創業、領導力,所以創業教育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在2013年4月,我們又成立了“清華x空間”,這是一個創意、創新、創業人才發現和培養教育平臺,簡稱“三創空間”。我們成立這個平臺的目的不是為了做項目,而是為了育人,希望學生們通過這個平臺體驗另外一種學習方式。這個平臺也有一些課程,但最主要的是團隊建設。這個平臺聯合了清華的14個院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跨學科教育平臺,這在國內應該也是第一家。從成立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年半,效果超出我們預期。
新形勢下加強
國企高管培訓勢在必行
《經濟參考報》:我們知道,經濟管理學院除了學位教育和科研之外,另一項重要職能是培訓高級管理人才,而且清華經管學院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為各行各業培養了許多高級管理人才。近幾年來,因為某些原因,許多商學院停止了對國企高管的招生,而最近中央發佈《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中央企業中長期經營管理培訓工作的通知》,並委託清華經管學院舉辦了首期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經營管理培訓班,那麼是在什麼背景下,中央又重啟了國企高管培訓?
錢穎一:重新啟動央企高管培訓,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根據當前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及對企業管理人員培訓的需求。
首先,央企高管培訓有巨大需求。現在央企處於重大的轉型升級階段,面臨著新的挑戰,企業走出去、創新等這些在新常態下都對管理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這次發佈的新的規範中,國企管理人員培訓有了一個新名字,叫作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raining)。E(Executive)是高層的意思。但是與EMBA項目不同的是,首先,EMT是一個培訓項目,不是學位項目;再者,學院對這些國企高管們採用單獨編班制,而不是跟其他學員混合編班學習;第三個不同則是在經費使用上,可以使用企業的培訓經費,這些培訓經費既可以用於企業職工,也可以用於高管培訓。
《經濟參考報》:我們也聽説這個文件的出臺與清華經管學院做得很多工作密不可分,您能簡單地介紹一下這背後的故事嗎?
錢穎一:説到這個問題,首先要介紹下清華經管學院的顧問委員會。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曾經出過一本書,這本書的英文版名字叫“Dealing with China”,翻譯成中文就是《與中國打交道》。其中有一章叫作“School for Success”,即“追求卓越的學院”,專門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清華經管學院成立顧問委員會前後的一些故事。
成立學院顧問委員會是朱鎔基老院長在辭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職務前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戰略舉措。他在2000年10月6日召開了第一次顧問委員會會議,而第一任的顧問委員會主席就是鮑爾森。顧問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個建議就是要成立高管培訓中心。這是當時借鑒哈佛商學院的經驗,鮑爾森是哈佛商學院的MBA。哈佛商學院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影響力、企業影響力,除了它的案例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之外,《哈佛商業評論》也非常有影響力,再有就是高管培訓。所以高管培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鮑爾森對它很熟悉,又是哈佛商學院的校友,所以他通過聯繫哈佛商學院當時的院長,在2001年幫助我們學院成立了國內大學商學院中最早的高管培訓中心。在成立以後,我們就聯合哈佛商學院舉辦了最早的培訓項目,當時就有國企高管人員參加。
《經濟參考報》:高管培訓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錢穎一:這與上世紀90年代末,朱鎔基總理領導的國企改革有關。他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發現,最缺乏的是管理人才。管理人才怎麼培養?有各種方式,可以通過MBA,但是MBA學生通常都比較年輕,20多歲,還需要一段時間鍛鍊。而已經在崗位上的40歲左右的高層管理人員如何培訓?有兩種渠道:一個是非學位的管理培訓,還有一個是從2002年開始的有學位的EMBA教育,他們的共同點都是針對高層次管理人員,是40歲左右的人。
這個顧問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雖然在不斷更新,但是今天仍然還有2000年成立時候的委員。比如,鮑爾森仍然擔任顧問委員會名譽委員,約翰·桑頓自2000年便一直擔任顧問委員會委員至今,並也擔任過一屆的顧問委員會主席。
正是桑頓,他在2015年的顧問委員會會議上針對國企高管培訓的事情提出了建議。他説,我們當初成立顧問委員會的一項初衷就是要為國企培養管理人才,十幾年後的今天,培養國企管理者仍有必要,因此需要有相應的政策。這個問題提出來後,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2016年9月,中央出臺了一個新文件,這個文件提出了舉辦“EMT培訓項目”的方案,並委託清華經管學院舉辦首期班。
《經濟參考報》:朱鎔基老院長曾經也極力推動國企高管的現代管理方面的培訓,您現在的想法和他當時想法有什麼共同點?
錢穎一:國企高級管理人才短缺的問題始終存在,在這一點上,現在與當時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是,當前形勢較以前發生了很大變化。上世紀90年代,國企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脫困”,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但是挑戰並不比那個時候低,甚至更高了,因為現在的企業面臨的問題更為多元,更為複雜。企業的競爭環境是全球化的,還面臨著産業升級的問題,面臨著在網際網路情況下怎麼創新的問題,等等。國企高管的整體學歷肯定比那個時候高,但是需要學的東西也比那個時候要多得多。尤其是現在遇到的國際環境更複雜,90年代末中國還沒有加入WTO,中國經濟遠沒有像今天那麼開放。現在中國不但加入了WTO,還成為了推動貿易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而原來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現在開始出現逆全球化的態勢。從國內情況來看,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後,經濟增長主要靠創新驅動,創新驅動對管理人才的要求更高,需要學習的新知識更多,同時也要有更多的創新意識,這些跟過去也不太一樣。
用經濟學思維
推動教育改革
《經濟參考報》:我們發現,自從您擔任清華經管學院的院長後,您更多的是關注大學教育問題,並且最近還出版了《大學的改革》這部有近90萬字的教育學力作,您的經濟學背景對您從事教育工作有哪些幫助?
錢穎一:我是經濟學者,並不是教育學家,但是因為身為院長,使得我在本職工作的位置上一邊學習,一邊思考,一邊改革。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非常受益於經濟學的訓練,以及所熟知的中國經濟改革、金融改革、企業改革。教育改革和大學改革儘管與經濟改革和企業改革情況不完全一樣,但你會發現還是有不少類似的地方。
在思想和思路方面,經濟學的視角和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對我在學院裏推動教育改革特別有幫助。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看問題的出發點是要把複雜的問題簡化。我們假定人是理性的、資源是稀缺的,這是經濟學基本的出發點。在分析框架中,經濟學習慣於在約束條件下做優化,約束條件包含技術條件約束、財務約束、資源約束、制度約束等。在約束條件下,我們不一定能達到最優,但是努力可以達到次優。經濟學講求效率,所謂效率就是把産出做得更大。再者,經濟學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理解人對激勵做出反應。激勵問題很重要,也許別人推動一項改革時不會考慮其他人怎麼想,但我們會考慮。將這些思路放在一塊,使得我們考慮問題的時候,特別是在考慮改革問題時,我們會比較現實。
另一方面,從改革經驗出發,中國經濟改革包括企業改革、金融改革各個方面,都積累了一系列在中國行之有效的辦法。比如經濟改革中實行過“雙軌制”,而我們學院在推行教師人事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曾經實行過“三軌制”。再比如公司治理改革。80年代後期開始我就在這方面做研究,到企業做過很多調查,明白中國企業裏公司治理的複雜性。我們從那裏知道了有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之別。當然我們不能把所有企業改革的方法都搬到大學改革中來,因為企業和大學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大學裏有一個群體叫教師,有一類問題叫學術問題。
在學術問題上,要教師説了算,要由教師民主決定,這就是“教師治學”的含義。在這裡,教師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在企業裏,不存在像學術自由、學術爭論、學術判斷這樣的問題,這是大學裏的特殊問題。但是在大學的行政管理方面,跟企業實際上是很相似的,也需要科學制度才能把事情落實。大學同樣也有外部治理的問題。企業的外部治理中有股東,但是大學沒有股東,卻有校友。大學也有外面的監管機構。因此,經濟改革中的不少思路對大學改革非常有幫助。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依然巨大
關鍵在落實改革
《經濟參考報》:最後,我們還是希望您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談談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看法?
錢穎一:這個問題還必須回到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大背景下來考慮。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不會再出現過去那種10%、8%的高增長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就會下降到發達國家那樣低的程度,因為中國經濟還沒有那麼發達,中國還有兩億多農業勞動力,我們的城鎮化還有巨大的潛力。當然這些都是潛在的增長源,説明未來經濟實現中高速的增長率是有可能的。不過要讓增長潛力變為增長現實也是有條件的。國際上,我們希望全球化的趨勢不要出現大逆轉。在國內,最主要的是要繼續深化改革。現在改革方案都有了,改革的思路也都是對的,關鍵在於落實。只要將改革真正落到實處,付諸實施,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是好的。
(責任編輯:羅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