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新蕾

　　本報通訊員 李德品 岳龍傳

　　“信貸扶貧不同於一般扶貧。信貸將來一定是要歸還的，一旦歸還不了，貧困戶不僅脫不了貧，還可能加重債務。”提到信貸扶貧的特殊性，山東省農信社信貸管理部副部長伍永清這樣説。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不少貧困人口聚集的地區，其信用生態環境並不理想，這也加劇了信貸扶貧的難度。如何既能實現扶貧，又能保證還款?

　　對此，省農信社與省農業融資擔保公司合作開發“信保扶貧貸”，主要指省農信社向建檔立卡貧困戶和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的農業産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放的貸款，由省農業融資擔保公司對貸款進行擔保。在沂南聯社，該産品細化為“富民農戶貸”和“富民生産貸”，自2015年7月開始試點推廣。

　　據沂南聯社信貸部經理任利剛介紹，參加“富民農戶貸”建檔立卡的貧困戶，通過村鎮、縣及銀行考察後，可獲得1000元至5萬元貸款。貧困戶無須抵押、擔保，按基準利率還本付息後享受政府全額貼息。

　　沂南縣孫祖鎮代莊社區貧困戶劉澤堂一家，因老人長期患病不能外出打工，靠2畝薄田種花生、地瓜維持生計。劉澤堂也想脫貧:“想過蓋大棚，但造價接近蓋個屋。成本太高，想也是白想。”

　　去年夏天，山村裏蓋起了39個溫室大棚。村民只要花7萬元，每年付3000元土地流轉金，就能獲得大棚産權。通過考察後，劉澤堂從沂南縣農信社獲得了“富民農戶貸”最高5萬元額度的授信。用足授信，又借了2萬元，劉澤堂買了19號大棚，種上了黃瓜。從今年正月開始摘瓜以來，劉澤堂已經賺了一萬多元。“第一年種，雖然産量不如人家，但今年價格好。”劉澤堂説，“隨著旺産期到來，只要價格穩定，加上夏季種一茬蕓豆，今年能獲利五萬元。”

　　“富民生産貸”更像一種政府從企業購買服務的方式。據任利剛介紹，這主要針對發展基礎差、致富能力弱的貧困戶，鼓勵採取“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等形式。企業或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每帶動一個貧困戶完成脫貧目標，就能按照每戶3-5萬元的額度獲得無抵押、無擔保優惠信貸，上限為300萬元。以基準利率還本付息後，經考察完成目標，政府貼息3%。以當前利率算，企業一年期貸款成本僅1.35%，遠低於8%左右的市場利率。目前，該社已對14家涉農企業發放扶貧貸款共計3230萬元。

　　山東青田食品有限公司申請的260萬元“富民生産貸”，于2015年8月到賬。為此，青田公司與縣政府及56戶貧困戶簽訂協議。其中12戶直接到企業就業，他們多是60歲以上貧困老人的子女，企業要求他們將每月工資中的300元交給父母。另外44戶為企業種植紅圓蔥和馬鈴薯，企業提供種子並高於市場價收購。除此之外，“富民生産貸”還有土地入股、來料加工等形式。

　　據青田公司總經理黃立剛介紹，公司工人月收入3000元—6000元，種植蔬菜畝均純利不低於5000元，帶動這56戶脫貧不成問題。“廉價及時的貸款，解決了公司週轉資金問題，穩固了原料供應。公司也願意將政府貼息部分通過保護價收購方式返還給貧困戶。”黃立剛説。

　　據介紹，在政策扶持方面，省財政安排專項扶貧資金200萬元、沂南縣財政配套100萬元作為風險補償金，交由省農業融資擔保公司管理，沂南聯社按照補償金的15倍投放信貸資金4500萬元。目前，經過努力爭取縣財政又追加767萬元，金融扶貧風險補償金總額達到1067萬元，農信社貸款額度可達到1.6億元。

　　針對“富民農戶貸”業務開展中的貧困戶信用問題，在每個扶貧村成立由老黨員、村民代表、村幹部、“第一書記”組成的30人信用評議組，無記名評議出各戶社會評價分數，併入戶調查，根據誠信情況、家庭收入、基本情況等，確定出20%比例的一級信用戶、30%比例的二級信用戶、40%比例的三級信用戶、10%比例的四級信用戶。對評級戶授信額度公示2至3天，無異議後發放《信用貸款證》。針對“富民生産貸”業務，實行擔保公司兜底、政府和農信社風險共擔的模式，引入省農業融資擔保公司提供擔保。

　　在風險防控方面，如果扶貧貸款出現本息損失，經審核確認，優先從風險補償金的年收益和擔保費中代償；如果不夠，則按照擔保公司、縣政府和金融機構按照5:4:1的比例承擔責任；如風險補償金用完，政府將不再擔責，全部由擔保公司承擔，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農信社貸款業務成本和風險。

　　■采編心得

　　信貸扶貧具有信貸和扶貧雙重屬性，一方面要保證信貸資金放出去、收得回，另一方面通過撬動資金杠桿完成幫扶脫貧的任務。“信保扶貧貸”以增信、增收同時抓的做法，解決了這兩方面問題。

　　引入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充分發揮他們爭取信貸資源的積極性，也充分借助他們幫助貧困人口脫貧、增收，並且降低了信貸風險。從沂南縣試點情況看，借助信貸扶貧資金，不少貧困人口不僅實現脫貧，而且具備了增收、創收能力。信貸扶貧的效果，比單純發放扶貧資金更加明顯且長遠。但是，在個別貧困地區，信用生態環境依然限制信貸扶貧力度，這也讓信用工程建設、擔保風險分擔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