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在“需求側”調控的軌道上運作。在財政政策上，表現為赤字控制、適度增稅和減少信貸資産支援證券的持有規模；而在貨幣政策上，則表現為聯儲資産負債表的收縮、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下降和加息預期的不斷強化。

　　●中國政府啟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並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政策著力點，以鋼鐵和煤炭産業為抓手，開始了艱難的去産能改革；而同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總體增長緩慢，總需求結構偏向房地産市場，並導致了資源和要素的配置進一步偏離。

　　●僅依靠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的現有渠道和手段是無法滿足“供給側”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協調配合需求的，在一方面強化內部創新和延伸內部功能的同時，大力引進並借助外部的有效機制和工具是實現“供給側”管理的有效支撐。

　　2016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在不確定性中開局。美國經濟開始深化“需求側”調控，中國經濟啟動“供給側”改革。 這一年，世界經濟在不確定中開局，這種不確定性既來自於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來自於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需求側”調整下的美國：降不下去的需求和降下去的供給

　　一季度美國的經濟運作數據仍沒有完全公佈，但從已經公佈的指標來看，大致可以保持在1.8%左右的增速水準，比2015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略好。

　　（一）美國“需求側”調整政策框架

　　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在“需求側”調控的軌道上運作。在財政政策上，表現為赤字控制、適度增稅和減少信貸資産支援證券的持有規模；而在貨幣政策上，則表現為聯儲資産負債表的收縮、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下降和加息預期的不斷強化。

　　1、美國財政政策的調整

　　美國財政赤字的良好控制是財政政策調整的重要表現。在2016財年，考慮到進入到債務集中還款期等因素，預期赤字將達到5440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在2.8%左右。這一債務的變動，主要是為了相關債務的展期或風險控制，而不是簡單的擴大政府支出規模。

　　自2015財年起，美國政府開始了著手對富人家庭和大型金融企業增稅的研究。奧巴馬政府將把美國富人的資本利得稅從23.8%提高到28%，將對資産價值超過500億美元的大型金融企業徵收新的稅費等。增加稅收，特別是增加資本收益性的稅收應看作是降低投資規模，調整總需求的重要手段。

　　自2011年美國房地産復蘇起，美國政府即不斷減持美國“兩房”和其他大型企業的MBS和CDO等資産證券化産品。在美國政府大量減持相關資産支援證券的同時，美國國債的風險得到了進一步的控制。

　　2、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

　　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依然十分龐大，但增量幾乎為零。美聯儲資産負債表基本保持穩定運作，資産結構和規模均維持穩定，而市場預期這種穩定性將持續到2017年。但在2016年3月至4月，美聯儲主席耶倫多次表態要收縮資産負債表，預期在美聯儲加息訴求遇阻的情況下，美聯儲將轉向收縮資産負債表，以向市場傳遞政策緊縮的資訊。總體預計，在2018年年底前後，美聯儲資産負債表的規模將從2016年年初的4.5萬億元，收縮至4萬億元左右。

　　在美聯儲的利率調整安排上，僅僅是在2015年12月份完成了一次聯邦基金利率的調整，上調了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美聯儲也鄭重表示，加息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回歸常態，2014年以來，美國國債收益率一直處於上升的態勢。在利率上升的同時，美聯儲努力的維護貨幣增速的穩定，從而在GDP快速增長的同時，美國M2的增速總體呈下降態勢。

　　（二）美國經濟運作：降不下去的需求和降下去的供給

　　總需求與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相關。在美國，家庭的消費需求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和關鍵性的作用，對美國總需求的影響巨大。

　　一季度，美國家庭消費的四大指標仍持續向好，説明美國消費增長的環境總體將保持穩定，總需求的運作基礎條件良好。一是非農就業率繼續提高。2016年2月，美國非農就業人口增加24.5萬人，失業率首次低於5%。二是家庭收入水準繼續提升。一季度，美國家庭收入增速高達2.3%，家庭中位數收入達到55000美元左右，超過危機前的最高值。三是家庭凈資産仍在增長。受到房價和股價上漲的影響，美國家庭的凈資産規模將達到93萬億美元左右，較危機時期的2009年56.5萬億美元的低值高出近65%。四是消費者信心指數保持高位穩定。2016年2月、3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達到91.7和91，保持歷史高位。

　　此外，美國進出口形勢發生了重大轉變，由逆差遞減狀態轉為增長。2016年1月份的逆差達到459億美元，2月的逆差達到471億美元。逆差的擴張，説明美國國內總需求總體保持強勁增長，對世界市場的拉動效應也在不斷加大。

　　受到美國宏觀經濟政策收緊的影響，加之美元升值給美國商品和服務帶來的出口競爭力減弱等問題，2016年第一季度，美國總供給的重要構成指標表現出回落的態勢。一是製造業。根據Markit的數據，美國製造業進入2016年後，製造業PMI指數開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指數值分別是52.6、51.4、51.5，增速下降的局面基本形成。2016年3月，美國製造業産出額出人意料的下降0.3%，製造業企業設備使用率下降至75.1%，是2014年4月份以來的最低值。二是能源産業。1月，美國頁巖油産業每日的産量下降為512.9萬桶，而2月則進一步下降為日産量501.3萬桶，3月份的日産量預計是492萬桶。頁巖油産業的産出規模總體呈下降態勢。三是房地産業。一季度房地産市場的空房率已經上升到4.5%，新建公寓的數量只有2萬套，較正常水準下降了約一半的規模，而私人房屋的營建許可增長緩慢，也導致了美國房地産市場産出規模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

　　“供給側”調整下的中國：艱難的去産能和偏離的總需求

　　2016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6.7%，儘管是2010年以來的最低值，但明顯高於市場預期。在運作層面，中國政府啟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並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政策著力點，以鋼鐵和煤炭産業為抓手，開始了艱難的去産能改革；而同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總體增長緩慢，總需求結構偏向房地産市場，並導致了資源和要素的配置進一步偏離。

　　（一）我國總體經濟形勢穩中有升

　　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産總值達15852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7%。這一增速遠超美國同期的增速水準，並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為56.9%，比上年同期提高2.0個百分點，産業結構繼續優化。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同比名義增長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縮小0.02。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5670元，基尼系數水準保持穩定，社會貧富差距狀況保持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二）三大動力增長總體乏力

　　固定資産投資是帶動經濟增速提升的首要因素。一季度，我國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為10.7%，較2015年的增速有所回升。在構成産業中，製造業投資27716億元，增長6.4%，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增長較快，分別為19.4%和19.6%，市場自主性投資復蘇不明顯。

　　消費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10.3%。但在構成結構中，家電、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增速均落後於平均增速，較大幅度的拉低了消費結構；建材、傢具等房地産相關性行業的消費增速較高，引致消費的色彩突出，對房地産行業的依賴明顯。總體消費層次和水準有所衰退。

　　進出口貿易形勢得到了有效控制。一季度，進出口總額增速下降5.9%，較1-2月下降12.6%的情況有明顯的改善。其中，出口僅下降4.2%，也較1-2月的情況有明顯好轉。但總體貿易地理結構並不理想。

　　（三）新舊動能不斷積累 對經濟的支撐愈加顯著

　　一季度，國內新動能快速累積，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愈加顯著。每天新登記註冊企業11400家，同比增長27%左右；1-2月，國內發明專利的授權量增長55.3%；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增加值增速達到10%，高技術産業的增加值增速達到9.2%。國內傳統生産動能的優勢在不斷積累，傳統動能的效率、技術和收益在不斷提升。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807億元，同比增長4.8%；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産銷率達到97.3%，總體保持在相對安全的水準線上。

　　過渡期下的財政：

　　下行壓力仍在 後期不容樂觀

　　一季度，我國明確了要在5月1日全面實施“營改增”改革，建築、房地産、金融和生活服務業等四大行業要由原徵收營業稅轉為徵收增值稅，隨後還將根據全面“營改增”後的情況，探索過期性的財政體制調整，並確定下一步改革的地方財力基數。在這一環境下，部分地方政府出現了人為做大財力基數，形成體制調整前的既得利益的做法，並導致財政收入情況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異常。一季度，總體上呈現出“意料中的支出增長”和“意料外的收入增長”相結合的特徵。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8896億元，同比增長6.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666億元，同比增長1.2%；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23230億元，同比增長10.4%。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增速過快，與中央收入增速間的差異過大，帶來一定程度的“人為做大”收入基數的擔憂。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32954億元，同比增長7.8%，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佔比上升，如果能夠排除人為做大稅收收入的影響，説明財政收入結構有所優化。

　　全國財政收入增幅（6.5%）比2015年全年增幅提高0.7個百分點。從目前情況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結構調整面臨的困難也較多，經濟自主性復蘇進程仍未開啟，後期全國財政收入形勢仍不容樂觀。

　　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37958億元，同比增長15.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5050億元，同比增長4.3%；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32908億元，同比增長17.4%。

　　“供給側”財政貨幣政策框架下的金融協同

　　“供給側”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既包括兩類政策體系措施間的協調配合，也包括政策機制間的協調配合。僅依靠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的現有渠道和手段是無法滿足“供給側”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協調配合需求的，在一方面強化內部創新和延伸內部功能的同時，大力引進並借助外部的有效機制和工具是實現“供給側”管理的有效支撐。

　　金融協同是作為參變數納入政策體系的，在地位和作用上應是輔助性和因應性的，不宜作為主導性或主動性的手段直接發力。金融協同的內在構成上要實現與政策調控框架的三個方面的關係。即在政策手段上，要著力建設具有結構性調控功能的價格型工具，具有財政政策引導的信號工具，機制上的協作工作和支援工具等；在政策機制上，要大力支援協作機制的完善，在規模調控中的政策借力機制，決策輔助機制和政策時滯控制機制等；在政策模組上，要大力推進協作模組、隔離模組、外嵌模組和組合工具箱的建設，以通過模組的直接運用降低決策成本和風險，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 財政部科研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