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入“十三五”的新征程，中國經濟將在“供給側”尋找增長新動力。“當前輿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有兩種誤解，一是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實行需求緊縮，二是認為供給側改革就是搞新的‘計劃經濟’。但我不這麼認為。”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在賈康看來，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的選擇新概念，而是實現一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轉軌創新。

　　“不是否定需求側的作用，也不是搞‘新計劃經濟’”

　　“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的意義與作用，也不是簡單套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的有益經驗，又側重於供給體系建設的一個系統工程。”

　　“供給側改革也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構造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體系並實現追趕、趕超的發展。”

　　採訪中，賈康用“兩個不是”對供給側的內涵進行了廓清。針對需求側與供給側的關係，賈康説：“這是經濟中的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調控職能在於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做法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抽緊或者放鬆銀根對總需求刺激或者抑制來實施反週期操作，但在理論和經驗總結上卻長期忽視了供給管理。

　　當前，國內經濟的突出問題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主要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因此，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賈康説。

　　“要從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客觀需要出發，深刻認識供給側改革”

　　當前，有兩個現象值得思考：一是以美國“蘋果”産品為代表的每一代産品創新，都可以在中國很快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二是中國遊客會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購買馬桶蓋、電飯煲等家庭升級換代産品。毫無疑問，依靠新供給引領新需求，已成為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創新視角看，需求是人的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於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徵卻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賈康指出，其間，關鍵的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創新其實都是發生在供給側。

　　在賈康看來，中國已步入“新常態”，面臨矛盾凸顯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前車之鑒的潛在威脅，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這就需要以問題為導向，從中國的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客觀需要出發，深刻地認識供給側結構改革，其核心內涵是以改革為龍頭、結構優化為關鍵，攻堅克難地解放生産力的一種長期行為。

　　“以科技提供第一生産力，以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抓手”在哪？在賈康看來，從供給側的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制度和管理這五大項。各國的經驗都表明，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項，在一個經濟體實現中等收入水準的過程中，比較容易表現出它們對於發展的支撐力和貢獻度，但其後卻要轉向衰竭。

　　2011年中國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然而，近年來，新的問題卻是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徵地拆遷補償的綜合成本急劇抬高，環境資源約束日益明顯，常規投資普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五大要素的前三項都出現了它的支撐力明顯滑坡的問題。”賈康表示，“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後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産力和以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

　　在賈康看來，這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産力的核心問題，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産力來對衝下行因素，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為此，他建議：合理地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及人口結構，加快形成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力資本戰略；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動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確權、流通、轉讓、租賃制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繼續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産品多樣化地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等。（馮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