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通常由跨國公司主導，在其子公司、合同夥伴及正常供應商的網路中進行投入和産出的跨界交易，跨國公司及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網路體系的貿易額佔有全球80%的貿易量。全球價值鏈中的貿易形態決定著貿易産生的實際經濟收益在各經濟體之間的分配，因此，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主導權決定了其獲益大小。《中國跨國公司發展報告（2015）》分析指出，當下，有四大因素制約著中國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升級。

　　來自高端的“低端鎖定”壓力

　　報告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升級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的主導企業起著複雜的作用，影響著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升級。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價值鏈中作為價值鏈低端的原料供應者、中間品提供者和低技術環節組裝者時，發達國家主導企業對於東道國企業的升級能夠起到促進作用。儘管跨國公司願意協助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進行工藝和工序環節的升級，但當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功能或者鏈條升級進入價值鏈更高層次，尤其是鏈中壟斷利潤較高的部分時，可能觸及到主導企業的敏感地區，主導企業將對其採取技術封鎖、不斷更新技術等措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跟隨者不得不將所獲得的利潤大量投入到技術追隨當中，從而減少進行創新和研發的投入而無法進行有效升級。這種“低端鎖定”現象在中國跨國公司集中的購買者驅動型的全球價值鏈中表現尤為明顯。

　　來自價值鏈同層次的競爭壓力

　　中國企業目前多從投入品和終端市場兩方面進入全球價值鏈，並以此為基點進行升級。由於中國參與的基本上是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原材料價格以及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為特徵的勞動密集型價值鏈，或者切入其他類型價值鏈中的勞動密集環節，這是全球價值鏈的最簡單也最容易實現的切入方式，因此中國切入的價值鏈和所在的價值鏈環節中集中了大量與中國發展水準、自然稟賦類似的國家或團體，如來自中國周邊的東盟和印度以及同屬新興經濟體的巴西等。他們通過建立區域同盟、在國內創造更優的跨國公司投資環境、利用語言優勢（如印度以英語為主流）等方式積極切入全球價值鏈、與中國爭奪價值鏈上更優的位置。部分實力較弱的中國企業在與這些國家企業的競爭中失利，被迫退出價值鏈，從而失去了在全球價值鏈中形成産業集聚、規模優勢和範圍經濟，進而在價值鏈中“組團升級”的機會。

　　參與全球價值鏈類型制約升級

　　加工貿易方式是中國企業常見的一種發展形式，中國企業常以代工的方式切入全球價值鏈中，並受到特定低級要素稟賦影響，只具備低生産成本製造能力。隨著跨國公司對産品品質要求的提高，産品的即時供貨、柔性生産和大規模定制能力成為代工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産品差異化的要求將跨國公司為適應全球市場多元化的消費需求而發展的産品差異化競爭能力投射到代工企業中，從而使代工企業易於産生資本和生産能力的特定化，伴隨著較低的生産成本製造能力，中國代工企業極易切入到俘獲型價值鏈中；從發達國家視角來看，由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場尤其是發達國家市場終端渠道和價值鏈的關鍵環節（如品牌）、核心技術，加之從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與代工企業協調成本、代工企業的技術學習成本角度和對代工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要求來看，俘獲型和層級型的價值鏈治理形式的成本最低，而俘獲型價值鏈模式最有利於維護其對既得利益的攫取。綜上原因，俘獲型價值鏈成為中國代工企業切入全球價值鏈的常態。

　　企業家精神缺乏導致升級困難

　　在具備相同的資源稟賦、教育的前提下，一國的文化對以上要素作用的發揮也會産生影響。企業家精神文化能夠為經濟提供流動性、靈活性，尤其是提供了企業結構的靈活性，幫助企業在面臨勞動力分工變化等外來衝擊的變化時靈活應對，也可以協助企業在面臨世界經濟環境變化時，及時改變生産模式，或抓住世界經濟調整的機遇進行升級。企業家的主要功能是在面臨不確定性時行使決定權，採取有序的適應環境的措施。創新型的企業家精神——促進新産品的工業、新的生産方法、市場創造以及新的組織形式的産生的能力正是目前中國企業普遍缺乏的。因此，很多民營企業往往扎堆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從事代工生産，企業積累往往用於擴大生産規模、轉投房地産等，而非用於提高技術水準、主動研發創新，從而陷入“低端依賴”，無法實現價值鏈升級。何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