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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我國經濟轉型步入相持階段 矛盾風險逐步釋放

  • 發佈時間:2016-04-15 08:46:34  來源:新華網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經濟轉型從內容上來説,包括增長動力的改變、增長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三個方面,三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從轉型的歷程來説,大約需要經過十年左右的時間來完成,單從經濟增長率的表現來説,將經歷持續回落、相持和緩慢復蘇三個階段。從發展階段來説,2016年已經大致步入相持階段,經濟增長率趨於穩定,各種矛盾和風險加速積聚並逐步釋放。經濟轉型步入相持階段也是最困難時期。

  ■代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三依靠”,就是要通過制度改革,激發勞動者的創造熱情和活力,推動科學技術和網際網路技術更好地與生産結合,讓人的因素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楊成長

  當前人們最關心的是中國經濟是否已經觸底,是否存在滑出底線的可能?既然經濟增長率的回落是經濟轉型導致的,那麼,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判斷經濟轉型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完成了什麼任務,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都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要轉型,在不同時期提出了不同的轉型要求,政府也始終把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作為工作重點,但是這一次經濟轉型與過往歷史上的完全不同,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調整,是一次長週期的重大發展階段的調整。根據發展經濟學原理和世界上發達國家經驗,欠發達國家在利用後發優勢加速發展、走過趕超階段,特別是每人平均GDP達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準之後,隨著勞動力和其他生産要素絕對成本比較優勢的逐漸喪失,經濟增長動力會發生重大變化,經濟結構將跟隨進行重大調整。在這個調整階段,傳統經濟增長動力會急劇下降,經濟增長會失速;經濟結構會劇烈調整,金融市場也會出現動蕩,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矛盾和風險會加速積聚和釋放。德、日、韓等國都曾經歷過這樣的陣痛,並且經過較長的調整,才逐步步入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發展階段。當然,也有一大批欠發達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後,經濟增長失去了動力,經濟結構難以優化,失去了增長的持久性,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我國每人平均GDP已經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準,正面臨欠發達國家走過趕超階段後出現的共性問題,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這次我國經濟轉型的重要任務就是要主動適應經濟增長動力變化,全面優化經濟結構,儘量減輕轉型期的陣痛,讓經濟儘快步入下一發展階段。我國具有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內外部條件,有能力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和應對策略,主動適應國內外市場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加速改革和創新,儘快邁入未來三十年的次高增長階段。

  從2011年開始我國經濟正式步入轉型調整期,一直到2015年,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都出現下滑,這五年構成了我國經濟轉型的前半場。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已經經歷了十年高速增長階段和五年轉型調整階段,平均經濟增長率從10%以上回落到7%左右,目前經濟轉型在進行中。

  五年的經濟轉型實踐,讓我們對我國經濟轉型的特點、路徑和方式有了一些認識,具備條件去總結一些規律,並把握未來的發展趨勢。經濟轉型從內容上來説,包括增長動力的改變、增長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三個方面,三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從轉型的歷程來説,大約需要經過十年左右的時間來完成,單從經濟增長率的表現來説,將經歷持續回落、相持和緩慢復蘇三個階段。從發展階段來説,2016年已經大致步入相持階段,經濟增長率趨於穩定,各種矛盾和風險加速積聚並逐步釋放。經濟轉型步入相持階段也是最困難時期。

  ?經濟增長動力的轉變

  是經濟轉型的核心驅動因素

  我國前三十年尤其是轉型前十年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三大動力:勞動力絕對成本優勢推動下的中低端商品外貿和中低端製造業;城鎮化加速推動下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産業;消費穩定增長推動下的消費性生産和服務業。

  2001年加入WTO以後,我國在製造業上的絕對成本優勢充分體現了出來。勞動力充沛且成本低,基礎設施完善先進,制度與通商環境穩定,再加上各級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讓中國成為全球中低端産品的製造王國,促使勞動密集型産品和加工外貿強勁增長,帶動中低端製造企業遍地開花,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

  中國城鎮化的加速、房地産的産業化和城市的擴張,推動著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兩大産業的持續繁榮。這兩大産業又通過土地增值,形成了利益互生、相互推動的發展格局,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城市面貌,提高了城鎮居民的生活水準,大幅提升了城市接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二推動力。

  中國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穩步上升,帶動了消費品製造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的持續增長。我國居民收入在GDP中的佔比始終在50%以下,再加上居民有很高的儲蓄意願,導致居民消費佔比始終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居民消費再加上政府消費也始終徘徊在GDP的50%左右。儘管居民消費佔比很低,但是增長始終很穩定,對整個經濟增長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三推動力。

  外貿和中低端製造業的高速增長、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的高速增長,再加上居民消費的穩步增長,構成了轉型前經濟高速增長的三大傳統動力,成就了年度平均10%以上的高增長率,形成了高儲蓄、高貨幣、高投資、高製造、高外貿、高耗能耗材的趕超型增長模式,吸納了近2.7億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寫下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最光輝的一頁。然而,這種趕超模式持續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經濟發展環境和條件的變化。伴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潛力下降和轉移速度放慢,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不斷提高,經濟結構日益扭曲,環境承載力受到嚴重考驗,社會分配結構過度扭曲。這些問題積累到一定臨界點,就必然催生中國經濟轉型的到來。

  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傳統動力還是依次發生了改變。

  首先,中國結束了以勞動力絕對成本優勢為支撐的低端製造産品外貿的擴張階段。潛在勞動力停止了增長、農村勞動力停止了大規模轉移,再加上持續經濟高增長帶來的居民收入的增長,讓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低端製造業和來料加工性低附加值外貿在中國失去了高速增長的條件。從2011年開始,中國外貿進出口出現了持續下降的局面,這儘管和全球經濟低迷、全球外貿增長下降有著共同的背景,但主要是由中國自身要素成本變化導致的。外貿下降和低端製造業的退潮對經濟增長的下拉作用非常大,我國經濟增長率從10%以上回落到8%左右主要是由第一推動力變化導致的。

  2015年我國每人平均GDP才剛剛達到八千美元,在國際貿易上仍然存在著綜合比較優勢。我國外貿必須要從以低附加值商品、低端製造業為主,轉型到以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業輸出為主;從單純以吸引外資為主,轉型到資本輸入輸出並重的局面。當然,從要素成本的絕對比較優勢轉向綜合比較優勢、從後發優勢轉向先發優勢,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儘管我國外貿增速已經持續下降了近五年,但目前還沒有完成動力轉換的過程,還需要通過全面提升製造業水準、大幅提高中高端製造業的比重、積極參與制定並適應全球外貿新規則、加緊服務外貿發展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等所有政策推動,來實現全面升級。

  關於在城鎮化背景下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持續高增長是否到了調整期、能走多遠,人們的爭議就大得多。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兩大領域投資增長的持久性要比低端製造業和低端外貿長得多。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56%左右,市民化率就更低。一直到2020年,中國都將處在城鎮化不斷加快的進程中。不斷提高的城鎮化,對房地産和基礎設施特別是城市以及城際基礎設施的帶動作用仍將延續。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國城市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已經達到35平方,城市住房自有率和成套率大幅度上升,大型城市人口導入速度放慢,這些決定著房地産需求總體趨於平穩,長期穩中有降。在建面積過大,三、四線城市庫存嚴重,決定著房地産市場總體供求平穩、局部供大於求。由於房地産不同於一般工業産業,具有資産屬性,具有投機性和杠桿性,除了受真實供求關係影響外,也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2015年下半年以來,政府貨幣寬鬆力度較大、利率大幅下行、其他資産價格大幅波動,再加上供給側改革中去房地産庫存政策刺激,導致近期中心城市的房地産價格大幅上升,從而帶動需求急劇增加,並逐漸向三、四線城市蔓延。但是,這種短期的市場變化並不能改變房地産總體供求格局。從大格局看,房地産從2013年開始步入調整階段的趨勢不會改變。

  基礎設施投資是完全受到政府力量左右的投資領域,地方政府是投資主體。為了應對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民生和軟體類基礎設施投資,推動投資主體社會化,推廣PPP模式,開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開闢地方政府新的資金渠道,穩住了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從長期趨勢來看,我國硬體基礎設施投資在中心城市、東部和東北地區趨於飽和,基礎設施投資絕對規模過大,總體增長速度逐步放慢將是基本趨勢。

  與前兩大動力不同,居民消費增長不但不會走弱,還會穩步提高,變化的只是居民消費結構的改變。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正在發生改變,居民收入佔比正在持續上升。城鎮化和市民化加速將推進農村居民消費能力的逐步提高,居民消費正在從以生活必需品消費和商品消費為主,轉向享受性消費、服務性消費和中高端商品消費等領域。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變主要表現為成本要素推動下的低端製造業和低端商品外貿的急劇退潮,城鎮化推動下的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的緩慢下行,居民消費推動下的消費品製造業和生活服務業的穩步上升,總體上呈現的是一個急劇下行、一個平穩下行、一個緩慢增長的格局。過去五年,下行的壓力要遠遠大於上行的動力,這是導致經濟增長率逐級下臺階的基本原因。

  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

  往往會表現為矯枉過正

  經濟增長動力的轉變必然表現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最突出的表現為外需和內需、製造和服務以及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變化上。

  從2011年開始,我國外需和內需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外貿增長的高峰期,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超過了70%。外貿依存度過高,導致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和外貿依賴度過高,降低了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近年來,伴隨外貿增長率的持續下降,外貿依存度逐漸降低,目前已經降低到50%左右。這一比例對我國是比較合適的。當然,也不是外貿依存度下降得越低越好。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高儲蓄高投資的增長模式仍然需要延續相當長一段時期。不斷開拓全球市場,為過剩投資和過剩産能尋找出路仍然十分重要。外需是外需,內需是內需,內需不能替代外需。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外貿增長狀況表明瞭一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優勢。我國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是必須繼續培育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繼續讓我國外貿增長率遠高於全球平均水準。

  從2013年開始,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開始超過了工業。我國製造業已經經歷過兩次退潮。第一次大約發生在2007-2012年之間,伴隨低端商品外貿退潮,低端製造業也開始大規模退潮。受其影響最大的主要是我國東部和東南部省份中加工外貿佔比非常高的地區,後來部分低端製造業開始從東部省份向中西部轉移,為低端製造業的發展贏得了一定空間。但是從趨勢來看,區域轉移也改變不了低端製造業的命運,中西部地區的製造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我國製造業的第二次退潮發生在2014年至今,主要是伴隨著投資持續回落而出現的投資品製造業的退潮。由於在我國工業領域中服務於投資的工業佔了70%左右,因此投資退潮對製造業的影響甚至比外貿退潮的影響力還要大,尤其是對投資品工業佔比非常高的東北地區和礦物能源産區衝擊更大。投資品工業退潮跟外貿製造業退潮的原因不同,外貿製造業是因為太低端,對要素成本太敏感而被淘汰,投資品製造業退潮主要是由國內投資需求下降、産能嚴重過剩導致的,目前這種狀況仍然在延續。

  在我國製造業經歷的兩次退潮中,服務業雖然也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是總體上保持了平穩增長態勢,尤其是金融業和資訊服務業在經濟持續下滑階段甚至保持了超常繁榮,導致從2013年開始我們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開始超過工業,目前已經超過工業約十個百分點。服務業超過製造業是經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水準後産業結構必然發生的變化,是合乎規律的,是産業升級和高端化的重要表現。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當前我國服務業超過製造業主要不是以服務業加快增長方式出現的,而是製造業快速回落造成的。製造業滑落速度過快,在一些中心城市已經觸及心理底線。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充沛且品質不斷提高,成本總體上具有國際比較優勢,尤其與發達國家相比,比較優勢更加明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仍然要走工業為本、製造強基的發展道路。振興製造業、培養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防止産業發展過分空心化和虛擬化仍然是基本方向,我們不能拿西方發達國家的産業結構作比較坐標。服務業發展離不開製造業,只有以製造業的高端化發展和人民消費水準不斷提高為基礎的服務業發展,才是具有紮實基礎的發展。

  從2015年開始,我國的投資和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投資的實際增長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大致持平。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一直都維持在50%左右,遠遠高於全球25%左右的平均水準。從過往歷史看,我國經濟高增長始終是以高儲蓄、高貨幣和高投資為條件的。但是,伴隨著低端製造業的退潮,特別是近兩年來房地産投資的下降,我國投資增長率正在持續下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正在發生根本變化。過去我國的投資增長率差不多是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率的兩倍以上,這幾年隨著投資增長率的持續回落,兩者在2015年已經基本持平,未來甚至會出現投資增長率低於消費增長率的情況。從對當年GDP增長的貢獻來看,去年我國消費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66.4%,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降低到34%左右。我國投資增長率適度下降、消費增長率適度上升,進一步擴大消費在經濟中的佔比,是經濟轉型的趨勢性結構變化,符合經濟規律,但也不是投資率下降得越多越好。投資仍然是積累經濟長期發展潛力的重要手段,製造業升級、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保等領域的發展主要靠投資。

  目前,投資動力下降過快特別是民營經濟投資動力下降,跟我國的宏觀收入分配結構調整過快有很大關係。這幾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始終高於GDP增長,政府收入增長也基本高於GDP,導致企業收入增長持續下降,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凈資産收益過低,嚴重挫傷了企業投資積極性。因此,在繼續保持居民收入較快增長的同時,必須適度控制政府收入的增長,推動企業收入增長逐步回升,激發投資的積極性。

  總之,當前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總體上是經濟增長動力轉變的結果,代表著經濟轉型的基本方向,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但是,的確也存在著矯枉過正的現象。短期內,我國的外貿、製造業和投資都存在下降速度過快、佔比下降過快等問題。我們在注重擴大內需、擴大消費和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同時,必須充分認識到外需、製造和投資在中長期經濟發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外需、製造和投資,需要的是不斷升級、提高能級、調整結構,而不是單純的增長速度的下降。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特定內涵是去除

  傳統的“三依賴”,建立新型的“三依靠”

  對於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人們有不同的表述方法,有的強調經濟增長中各種要素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的變化,強調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有的從內涵和外延角度去表述,強調要走內涵式發展方式;有的強調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的改變,強調要走創新驅動發展模式,不能單純依靠要素投入來實現增長。各種定義都強調了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一個方面,但是還不能從整體上全面描述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特定內涵。根據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動力和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任務是去除傳統的“三依賴”,建立新型的“三依靠”。

  首先要去除對低端勞動力投入增加的依賴。低端商品外貿擴張和低端製造業遍地開花依靠的是低端勞動力的不斷導入,同時也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目前,我國的勞動力總量已經停止了增長,並逐年有所下降。從就業結構來看,我國約7.7億就業勞動力基本上按照2:2:3的比例分佈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大産業中。農業勞動力佔比已經下降到30%左右,農業勞動力繼續大規模導入工業和服務業的潛力已經不大。勞動力總量不再增長、農業勞動力轉移潛力不大、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長、社會保障要不斷完善,再加上房地産價格和物價的持續上升,必然推動勞動力成本持續提高。儘管在供給側改革中,我們強調要適度控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但是經濟發展規律不可違。任何單純依靠低端勞動力持續導入的産業和企業,都將面臨越來越困難的發展環境。因此,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首要任務就是各類經濟體要擺脫對低端勞動力持續導入的依賴。

  其次要去除對能源資源和土地投入的過度依賴。傳統增長方式難以持續下去的重要約束條件是環境承載力已經到了極限,環境污染嚴重,增長的負效應逐年增大。任何對化石能源和礦物資源的消耗,不管怎麼治理,都將造成各種污染。污染是經濟增長帶來福利效應的減項。污染也成了重大民生問題,嚴重影響了居民生活品質和經濟增長中居民的獲得感。中國國土資源遼闊,但可用於農業、工業和城市建設的土地又非常稀缺,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去掉為了保障穀物自給的十八億畝農業用地,可用於高強度開發的城市建設、工業、房地産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土地資源所剩無幾,繼續走土地擴張發展模式,客觀條件和生態環境不允許。工業佔地過多、過亂和過於分散,基礎設施佔地增長速度過快,部分城市規模擴張過大、與人口導入和産業發展嚴重不匹配,是我國土地資源使用上最突出的問題。從代際關係來説,前代人總不能把城市土地都賣掉了,那後代人靠什麼呢?後代人難道就不需要土地供應了嗎?

  第三要擺脫對投資高增長的過度依賴。當前我國每年的投資規模已經佔到GDP的70%以上,資本形成已經佔到GDP的近一半。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和一些國家在趕超階段的高投資率相比,都已經處於極限水準。産能嚴重過剩是投資長期高速增長的結果,未來我國也可能出現房屋嚴重過剩和結構性硬體基礎設施嚴重過剩的狀況。如果失去了投資高增長,經濟增長率就上不來,那説明我們還是在傳統模式上運作。在我國投資規模已經十分巨大的情況下,投資保持當前的增長水準或者實際投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大致同步,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對投資的過度依賴,背後是對儲蓄和貨幣投放的過度依賴。高儲蓄是我國高貨幣投放的基礎。高儲蓄是條件,高投資需求是動力,高貨幣投放是實現從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金融市場的表現。然而,長期的高貨幣投放的確帶來了金融市場的長期隱患。存量過大的貨幣資産對任何類別的資産市場都構成潛在的威脅,一旦資金集中流向某類資産,很容易造成過度投機、資産泡沫氾濫等問題。可以説,過大貨幣存量和過快貨幣增長是影響我國金融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隱患。問題是實體經濟已經形成了對貨幣投放的過度依賴,計劃經濟時代我們曾經以貨幣增長率等於經濟實際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來決定貨幣投放速度,今天在我國貨幣存量規模如此巨大的情況下,貨幣增長速度仍然比傳統貨幣投放模式快五個百分點左右。因此,提高當期消費、降低社會儲蓄率、降低貨幣投放、降低投資佔比,形成新的儲蓄、投資和貨幣投放的關係,是實體和金融關係調整的重要任務。讓經濟擺脫對投資增長的過度依賴,也就是讓經濟擺脫對高儲蓄和高貨幣投放的過度依賴。

  擺脫舊有的“三依賴”,就要走向新的“三依靠”。一是依靠勞動力素質和能力的快速提高。我國勞動力數量和規模全球第一,但是整體素質不高,勞動生産率過低。只要我們通過不斷加強教育和培訓,全面提高勞動力素質;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加強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收入佔比,激發勞動力的活力,勞動力就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因素。勞動力是所有生産要素中最積極最主動最具有彈性活力的生産要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要把生産要素中活的要素和死的要素區別開來。勞動力始終是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

  二要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科學技術在生産中的運用。我國“十三五”規劃已經將這一轉變目標明確了下來,要求到2020年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達到60%,研發費用至少要佔到GDP總量的2.5%。

  三要依靠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如果説勞動力素質和能力的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作用強調的是生産要素的作用,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強調的就是制度作用。好的制度能夠激發勞動者的潛力,增強活力;好的制度能夠加速推進科學技術在生産中的運用;好的制度能夠促使人們去創新商業模式,推進網際網路和産業的結合,全面提高效率。因此,代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三依靠”,就是要通過制度改革,激發勞動者的創造熱情和活力,推動科學技術和網際網路技術更好地與生産結合,讓人的因素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新舊動力轉換是核心,

  舊動力是否觸底是關鍵

  對經濟轉型發展階段的判斷,可以從新舊動力銜接、結構調整和方式轉換的程度來判斷。在這三者中,新舊動力轉換是核心,舊動力是否觸底是關鍵。

  伴隨低端商品外貿的退潮,我國外貿已經持續低迷了五年。在這五年中,我國外貿結構正在發生改變,中高端商品和裝備製造業出口占比逐步提高,一般外貿比重在提高,服務外貿比重在提高。國內製造業正在向中高端方向發展。外貿結構的優化和外貿競爭力正在逐步恢復。但是,由於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在失去了中國投資和中國製造支撐後,全球分工體系被打破,全球外貿增長率從遠高於全球經濟增長率回落到低於全球經濟增長率。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這些外部因素導致中國外貿中國內因素的積極變化,很難在外貿增長上體現出來。外貿增長率只能説大致觸底,短期內很難恢復到較高增長水準。我國房地産投資從2013年開始回落,到2015年底投資基本處於零增長,大致觸底。如果不是近期房地産市場的一場波動,基本上是安全著陸了。近期的房價上漲以及短期刺激作用,打亂了房地産自身的調整週期。綜合起來看,我國的外貿、製造業、房地産和整體投資增長速度的回落都已經大致觸底,重大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大致到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逐漸顯現,經濟轉型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

  從2011年開始,我國步入經濟轉型時期,完成經濟轉型任務大約需要十年的時間。其中,2011年到2015年是經濟轉型前半場,是經濟增長的回落階段。舊動力急劇退潮,新動力慢慢生長,經濟增長率和主要實體經濟宏觀指標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2016年至2017年是我國經濟轉型的中場,也是新舊動力交替中的相持階段。大部分舊動力指標回落已經觸底,經濟結構調整基本到位,新動力開始逐步發力,經濟增長率和各種宏觀指標逐步企穩。2016年開局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中各种先行指標的積極變化多少説明瞭經濟觸底的現象。當然,經濟轉型步入相持階段並不代表經濟就沒有下行壓力了。由於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投資回落對投資品工業的負面影響仍然在繼續發酵,全球金融市場不穩定對經濟的影響仍然難以把握,經濟仍然存在繼續下行的壓力。2018年到2020年是經濟轉型的後半場,在新動力和新結構的驅使下,我國經濟增長活力將逐步恢復。雖然經濟增長率很難再恢復到高增長階段,但是內在穩定性將逐步增強,為未來的次高增長打下基礎。

  經濟轉型步入相持階段也是內在矛盾和風險的釋放階段。各産業發展非常不均衡,一些産業出現了嚴重的市場萎縮,産能嚴重過剩;一些産業又出現了高歌猛進,資金持續涌入,形成了投資泡沫。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背離現象依然存在,實體經濟結構的調整導致銀行信貸和信用債風險暴露。由於投資和儲蓄結構的快速調整,兩者之間出現了嚴重不匹配,形成了社會資金的結構性過剩,利率大幅波動,衝擊著各種金融市場。在經濟增長率持續下行的同時,資産的規模和價格可能出現逆勢上漲。因此,在經濟轉型的相持階段,特別需要決策部門正確處理好穩增長、促轉型、保民生和控風險的關係,尤其需要將防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ㄗ髡呦瞪暉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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