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正在經歷消化産能過剩與化解金融風險的下行調整過程，東北地區由於自身特點面臨比全國其他地區更為明顯的困難，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財政收支和就業面臨重大困難。本文通過對東北經濟發展特徵的深入剖析，提出東北深陷“單一經濟結構困局”是導致其應對國內外衝擊的抵抗力極弱、經濟急劇下滑的主要原因。東北的這種單一經濟結構困局同時表現為産業結構單一和所有制結構單一，且兩者形成相互強化作用，因而難以實現自我改善。進一步探究導致這种經濟結構困局的根源，在於歷史産業佈局、國企體制依賴、民企發展受限以及營商環境不佳等幾個方面。針對東北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本文提出以下四點建議：第一，借鑒三種轉型模式，深化結構調整，破除路徑依賴；第二，明確政府責任關係，加速國企改革；第三，加強區域政策協調，擴大市場空間；第四，採取激勵性舉措，引導勞動要素流動，並做好社會托底工作。

　　近日，震動全國的黑龍江龍煤集團欠薪事件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影響。然而這並非簡單的個案，而是整個東北地區國有企業面臨嚴峻考驗的一個縮影。東北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給當前中國“保增長”和“穩就業”目標帶來了極大考驗，如何振興東北經濟再次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東北經濟的病症到底在哪？如何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二次振興？

　　東北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

　　近年來，東北地區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産投資、財政收支等宏觀經濟指標增速紛紛出現大幅回落。2015年東北三省GDP總量為5.9萬億元，比2014年僅增長1%，佔全國GDP的比重下降到8.7%，對全國經濟的貢獻大幅減弱。其中，遼寧、吉林、黑龍江省的GDP實際增速分別僅為3.0%、6.5%和5.7%，名義GDP增長率為-0.3%、3.4%和0.3%，持續位列全國末位。

　　固定資産投資出現顯著的下降。2015年東北三省固定資産投資完成總額為4萬億元，比2014年下降11.6%，尤其是遼寧省固定資産投資僅完成1.7萬億，比2014年下降27.8%。

　　工業增速急劇下滑。2015年遼寧工業增加值負增長12.7%，吉林和黑龍江分別增長5.3%和0.4%，增速嚴重下滑。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持續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工業領域通貨緊縮形勢嚴峻。

　　財政收入增速出現明顯下滑，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回落幅度遠超全國其他地區，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加大。2015年東北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520.1億元，比2014年下降20.6%，尤其是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125.6億元，比2014年下降33.4%。加上東北地區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幅度達40%，政府收入急劇下降。與此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又要求財政支出剛性增長，2015年東北公共財政支出達11857億元，面臨極大的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尤其是黑龍江省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負增長10.5%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增長17.1%。

　　從微觀層面看，企業盈利能力迅速減弱，失業壓力加大。2015年遼寧、吉林和黑龍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分別下滑38%、16%和58%，虧損企業數量大幅增加。在就業方面，2015年東北地區省會城市平均失業率已經達到7%，比全國平均水準高出2-3個百分點。此外，東北停産待工和國企職工分流安置問題日益嚴重，潛在的失業率大幅飆升。

　　主因是深陷“單一經濟結構困局”

　　東北深陷“單一經濟結構困局”

　　在世紀初經歷兩輪産能擴張后，我國經濟面臨普遍的産能過剩與總需求不足問題，處於産業鏈上游、産能易增難減的重工業尤其嚴重，這是以重工業為主導産業的東北地區經濟形勢極其嚴峻的直接原因。東北經濟素以煤油裝備等重工業為主，在經濟景氣時期，特別是2008年底“4萬億”刺激政策以後，重工業過剩産能不僅沒有及時調整，反而進行新一輪擴張，導致在本輪下行調整中，出現産能利用率低、債務費用高企、營運資金緊張等困難局面。再進一步分析發現，東北經濟之所以在本輪調整中迅速惡化且困難程度遠超其他地區的深層次原因，是其深陷“單一經濟結構困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産業結構單一。東北經濟發展高度依賴資源産業和重工業，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傳統的資源型産業結構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東北形成了較為單一的産業結構。一方面，三産結構中第二産業仍佔主導地位。2014年東北第二産業GDP佔比為47%，高於全國42.6%的平均水準；服務業發展則相對緩慢，佔比僅為42%，低於全國48.2%的平均水準。另一方面，工業總産值中的重工業佔比偏高。2014年東北重工業佔比仍維持在78%，高於全國不到70%的平均水準，尤其是黑龍江和遼寧省重工業佔比分別高達80%和79%，且多集中在鋼鐵、煤炭、石油等産能過剩行業，産品也多處於産業鏈的底端。由於這種單一的産業結構，特別是大型重工業企業尾大不掉，導致東北經濟應對波動風險的能力極弱。

　　二是所有制結構單一。長期以來，在東北經濟格局中，央企、國企佔比高，企業規模大，民營企業多依附其上下游發展，受到國企體制的限制，發展相對遲緩。例如，黑龍江省201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加值佔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仍高達67.8%，遠高於全國不到20%的平均水準。不僅如此，留存的國有企業多處於資源型行業，受經濟週期的影響較大。這種長期依賴國企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受限，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較少，難以形成規模。非公經濟發展滯後導致市場化機制難以實現，使得東北經濟難以像廣東、江蘇等省份那樣在短期內迅速調整。

　　單一經濟結構困局導致東北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

　　東北地區這種長期形成的單一經濟結構困局，使其承受宏觀經濟衝擊和波動的能力極差。在全國宏觀經濟形勢整體向好時，東北地區尚能夠迅速發展，然而一旦出現下行衝擊，東北地區單一經濟結構的弊端馬上顯現，經濟增長出現斷崖式的下滑。圖4揭示了經濟結構多元化（考慮到經濟中工業佔比情況）與經濟抗風險能力的關係，圖中顯示，在2013年産業結構多元化程度越低的地區，2015年經濟的增速也就越低，這進一步了説明東北地區“單一經濟結構困局”是導致其當前經濟增長出現深度下滑的主因。由於新時期東北地區增長能力受到嚴重限制，而新的經濟增長點受到體制機制的制約又難以建立，整體抵抗風險的能力減弱，成為中國經濟穩增長目標的一大風險點。

　　另外，東北地區資源枯竭和環境保護的壓力日益加大，産業發展面臨嚴峻的結構性挑戰，調整壓力大，短期內難以實現復蘇增長。即便平穩度過本輪危機，隨著我國城市化硬體建設從超高速擴張轉變進入常規性增長，重工業部門外延數量擴張高潮正在過去，煤炭、電力、鋼鐵、貨運等相互聯繫緊密的重工業部門自世紀初以來的高速增長可能已戛然而止，未來在數量擴張上將進入低增長階段，只能在內涵增長與提升單位物品品質方面努力，通過不斷創新擴大發展空間。

　　東北“單一經濟結構困局”的深層根源

　　東北“單一經濟結構困局”同時表現在産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上，這種格局形成的根源在於歷史形成的重工業導向産業佈局、國企體制依賴、民企發展受限以及政府營商環境不佳四個主要方面。

　　重工業導向的産業佈局

　　歷史上東北地區的産業佈局就以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為主導，形成了較強的路徑依賴，加上在第一輪推動東北振興時，全國的經濟環境和發展階段有利於重化工業發展，東北地區重工業結構進一步固化。這個時期，儘管在中國經濟總體向好的趨勢下，東北保持了較快增長，然而産業積累，包括資本、人才、政策等都傾向於重工業，對輕工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則缺乏足夠的激勵。由於資源依賴型重工業本身的産業特點，難以在短期內調整，而長期傳統的資源型産業結構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東北的産業佈局分散，未能形成合理的空間分工。同時，服務業發展相對緩慢，十年快速增長也沒有帶來服務業經濟貢獻能力的顯著提升，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

　　國企體制依賴性強

　　東北存在資源限制下的體制弊端，對國企體制的依賴性強。東北作為典型的資源型地區，長期以來資源利用方式的落後和産權界限的模糊使東北的體制機制問題更為突出，嚴重限制了地區開放。特別是東北現存的一些歷史貢獻大的老國企，技術升級和創新緩慢，生産效率不高，體量偏大、涉及職工多，轉型改制艱難，給經濟帶來沉重負擔。而政府在這些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政企分開的程度和簡政放權的力度不夠，在留與不留的博弈中仍打保守牌，使部分地區國企仍在委辦局管轄下或是處於壟斷地位。這就産生了局部體制改革滯後和歷史遺留問題，導致一些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遠未完成，降低了經濟運作效率，使得調整任務更為艱巨。例如，黑龍江龍煤集團擁有23.3萬人的龐大職工隊伍，勞動生産率卻只有全行業平均水準的34%，人工成本佔公司總成本的47%，在産能過剩的背景下面臨鉅額虧損和職工欠薪的局面。

　　另外，東北仍廣泛存在著國企“鐵飯碗”的陳舊思想，職工就業流動性差。而隨著老國企經營困難出現，東北經濟的脆弱性顯現，“一無有效資産、二無生産經營活動、三無償債能力”的國有“殼企業”日益增多，僅遼寧省就達830戶。

　　民營經濟發展受限

　　東北國企的資源壟斷性地位嚴重制約了當地民營經濟發展，上下游民營企業對於國企體制存在依賴，在國企經營困難時也受到很大衝擊。從規模上看，截止2014年，在東北工業企業中，大型企業數量佔企業總數的1.3%，工業産值貢獻率卻達到35.1%，而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數量佔企業總數的60%以上，其創造的總産值卻僅佔工業總産值的37%。可見，東北私營企業數量雖然在增多，但規模仍然偏小。而且，由於體制僵化，東北出現大量人才外流的問題，加上人口結構老齡化，人才緊缺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這也是東北經濟未來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

　　政府營商環境欠佳

　　政府營商環境是吸引外資進入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從招商引資模式看，東北地區招商引資仍然以政府為主導，招商成本高、主體單一，市場化運作程度低尋租空間很大。扭曲的政企關係帶來的尋租依賴和對優良資本的排斥，使得東北地區招商引資難以取得實效。2014年，東北三省實際利用外資402.3億元，僅增長6.2%，與2013年相比明顯下降，尤其是遼寧省全年實際利用外資274.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5.6%。除了經濟增長預期下行外，這與東北地區政府營商環境差有很大關係。某項針對中國七大地區營商環境的調查顯示，在2001-2011年期間曾在東北開展投資或有實際經營的外地企業中，有66.4%的企業“已停止在東北地區經營”或“在未來5年內有離開意願”，而在這些企業中，51.3%的企業認為在東北地區發展遭遇到的最大阻力來自於“當地政府以及相關政策”，而該數值在華北為40.1%，西北為39.9%，西南為38.6%，華中為29.7%，華東為18.9%，華南為17.6%。

　　破解東北單一經濟結構困局的政策建議

　　總體來看，東北經濟運作仍處在深度探底的過程中，即便未來宏觀經濟企穩回暖，東北地區由於自身特點也仍會面臨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針對東北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本文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借鑒三種轉型模式，破除路徑依賴

　　解決東北面臨的長期發展問題，需要在結構調整方面下功夫，加快調整速度，推進産業轉型升級，可以借鑒三種成功轉型的經驗。

　　首先，可以效倣本地轉型經驗，促進重工業基地的“輕化”轉型。以黑龍江齊齊哈爾“輕裝上陣”的産業結構轉型為例，政府依託當地優勢資源，推進食品工業改造升級，積極配套産業和招商引資政策，對初期食品企業進行適當補貼，對中小企業實行稅收減免，為食品工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最終實現以食品工業增長彌補裝備工業下降，以地方工業發展抵消中省屬工業下滑。2015年，該市裝備工業同比下降15.2%，拉低齊齊哈爾市工業3.7個百分點，但食品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6.9%，拉動齊齊哈爾市工業增長7.5個百分點。

　　其次，全國其他省市的成功經驗也值得東北借鑒：一是廣東模式。廣東省通過技術升級改造和發展高新産業快速推動産業轉型升級，先進製造業和高新技術製造業增速均快於工業平均水準，佔工業比重分別達到48.1%和26.5%。二是重慶模式。重慶市積極承接東部沿海地區優勢産業轉移，發揮汽車、電子製造和材料等支柱産業的穩定作用，培育液晶顯示屏和積體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支撐作用，保持了經濟的高速穩定增長。

　　東北還可以結合自身資源優勢和發展實踐，挖掘新增長點。例如，東北可以利用資源優勢，推動休閒經濟發展。以冰雪旅遊業為例，東北擁有極好的冰雪資源，有著發展冰雪旅遊業的良好基礎，通過旅遊配套設施的建設、文化旅遊氛圍的營造和外部資金的引入，挖掘地方旅遊資源。

　　理清政府責任關係，加速國企改革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一個同市場完全對接、充滿內在活力的體制，是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治本之策。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厘清政企關係，可以通過設置負面清單、權力和責任清單，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同時通過明確行政審批事項以及加強監管等方式防止尋租滋生。東北地區需要以法治和服務型政府為目標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在提供公共服務中發揮更好的作用。可以通過第三方提供的營商環境評估報告，推動東北地區營商環境的改善。

　　另一方面，新時期要大力推進國企的分類改革，國企改革需要“大破大立”。東北應該抓住國家深化改革和東北二次振興的契機，探索構建開放的市場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通過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推動國有企業走出政府的“保溫箱”。

　　加強區域政策協調，擴大市場空間

　　東北經濟仍然潛藏著市場開放的紅利。這種開放既體現在市場化水準上，也體現在區域內協同、區域外合作方面。首先，可以通過政策協調以及産業合作加快三省間要素自由流動，加強區域內合作和資源互換，比如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作為中蒙俄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在深化對俄開放中區域內合作的空間巨大。其次，可以通過區域外合作拓展市場空間，不僅可以繼續加強與日、韓的貿易合作，還可以轉換思維開拓與其他省市的合作機會，鼓勵東北製造業、農副産品加工業走出去，鼓勵新産業、新業態引進來。

　　採取激勵措施，引導勞動要素流動

　　短期內東北地區亟需解決國企職工的就業安置問題，做好社會政策托底的準備。當前東北地區就業市場承受壓力已經逼近臨界點，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有可能會對部分行業就業帶來非線性演變，導致勞動力市場失業率飆升。因此，應當高度關注經濟和就業形勢演變，防範部分行業和地區經濟形勢過度惡化，並注意解決苗頭性問題。應當努力落實《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所部署的各項政策舉措，保持和改善就業形勢，重點實施具有相容性的改革措施。

　　對此，建議採取一些激勵性的舉措，在加快解決就業安置問題的同時，合理引導勞動要素流動。例如，對於為分流職工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給予減免企業所得稅的獎勵，引導職工從虧損企業流向盈利性企業，提高勞動要素分配效率。其中，激勵機制的設計非常關鍵。例如對於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比對營業稅的減免更有利於引導勞動要素向更有市場效率的企業。同時，為促進服務業和新興産業發展提供職業培訓，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劉曉光 時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