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外國直接投資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

　　●“十三五”時期，我國引進外資還會繼續發展，規模也會繼續擴大，但是吸收外資的理論基礎、引資目標、引資結構都將發生變化。時至今日，我國引進外資的理論基礎已不再是彌補資金短缺的“兩缺口理論”了，而是引進優質要素論和相互投資論。

　　●在向外轉移産能和進行投資的時候，要與構建我國企業主導的跨境産業鏈和全球價值鏈相結合，把一部分生産環節放到國外，把關鍵零部件、原材料、研發設計、服務等環節留在國內，實現國內外産業環節互聯互補。

　　●推進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需要繼續落實和實施近年來提出的新戰略，如“一帶一路”戰略，自貿區升級戰略，全球價值鏈提升戰略、貿易強國戰略、貿易和投資結合戰略、培育競爭新優勢戰略等。

　　《經濟參考報》：2015年，我國吸收外資規模再創新高，對外投資實現13年連增，存量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近年來，相比起增長平穩的吸收外資，對外投資的增速更加迅猛。作為已經研究我國對外投資三十多年的專家，應該説您見證了對外投資的增長變化，您如何看待這個變化？如何展望十三五時期吸收外資與對外投資的增長趨勢？

　　盧進勇：縱觀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發展經驗都是先引進外資，待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開始進行對外投資，可以説我國對外投資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的增長變化，也基本遵循了這個歷史性、階段性和漸進性的發展變化規律。這種發展變化的背後是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跨越、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和技術管理水準的增強，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資本跨境流動規模的擴大尤其是對外投資規模的持續高速增長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必然産生的結果，也是多年來我們期盼出現的結果。2015年，我國利用外資排名全球第三（以前我國曾經多年排名世界第二，有的年份還曾排名第一），對外投資也排名全球第三，我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國際投資大國，在國際投資格局中的地位已經從單向引資大國演變為雙向投資大國。進而，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的主要方式除了貨物與服務進口貿易和發展援助以外，又增加了對外投資這種新的方式。

　　展望“十三五”時期，對外投資的增速會繼續快於吸收外資的增速，而且對外投資金額肯定會超過吸收外資規模，我國將成為流量方面的凈對外投資國（存量方面的凈對外投資國預計將在“十四五”期間實現）。在鞏固已有地位的基礎上，我國將在國際投資大國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並逐步向國際投資強國邁進。伴隨對外投資的持續快速增長，我國形成了即有資本引進也有資本輸出，投資與貿易結合，投資推動國際分工深化的新的國際投資格局。

　　《經濟參考報》：您如何定義國際投資強國？

　　盧進勇：國際投資強國首先應體現在對外投資方面，即不僅投資數量要多，更要有品質和效益，要有很強的對外投資能力。一般而言，投資強國的標誌主要有以下6個：一是投資規模居世界排位前三，至少也應當是前五；二是開展對外投資的主體多數是跨國公司，這些主體企業擁有自主專利、自主技術和自有知名品牌；三是擁有由本國企業主導構建的全球價值鏈和跨境産業鏈，換句話説就是本國企業擁有自己的國際生産經營網路，處在價值鏈的中高端；四是境外投資企業的生存年限比較長且經濟效益比較高；五是每人平均對外投資額達到世界平均水準以上（如2015年世界每人平均對外直接投資236美元，中國僅有97美元）；六是對國際投資規則制定擁有一定的發言權，而不僅僅是了解、加入和利用。綜合以上六個方面來看，我們國家距離國際投資強國還有一定的差距。

　　另外，從引進外資的角度分析，國際投資強國應具有持續的引資能力，當地投資環境對國外投資者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引資規模應居世界前列，引進的投資是高品質的和結構優化的。“十三五”時期，我國引進外資還會繼續發展，規模也會繼續擴大，但是吸收外資的理論基礎、引資目標、引資結構都將發生變化。時至今日，我國引進外資的理論基礎已不再是彌補資金短缺的“兩缺口理論”了，而是引進優質要素論和相互投資論。我國已經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變為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外國企業在實施全球投資佈局時必然會到中國來。只要你的市場的開放的，你不請它們都會來。

　　《經濟參考報》：一方面，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佔比提高，表現出結構的優化，另一方面，對於製造業吸收外資的下降也存在擔憂。您認為這是否會造成我國國內製造産業的衰落，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盧進勇：的確，近年來製造業利用外資有所下降，如2015年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為31.4%，服務業的比重則為61.1%。對於這個變化我想做以下幾點分析：首先，從結構優化的角度來看，服務業引資佔比上升確實是一個趨勢，也可以説是一件好事。從發達國家引進外資産業結構變化的歷史來看，製造業佔比下降服務業上升是一個規律性的趨勢，這與經濟發展水準提高後産業結構逐步服務化和輕型化有關。就我國的情況看，鼓勵服務業加快發展，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比重是政府政策追求的目標之一。其次，有必要明確一點，我國製造業還是要引進外資的，還是歡迎外資進入的，因此該行業引資佔比的不斷下降應引起關注。在中國，製造業的地位舉足輕重，通過引進外資加快製造業的發展，提升製造業的水準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在勞動密集型等一般製造業引資減少的同時，必須加大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等高技術製造業引資的力度與規模，促使這些行業發展更快一些。再次，當外資製造業規模有所縮小的時候，要加快內資製造業的發展，總之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衰落，而是要轉型、升級和再出發。最後，服務業引資外資也要注意優化結構，生産性服務業與消費性服務業的佔比要恰當。現階段，生産性服務業（如物流、金融、研發、培訓等）相對落後，借助外資加快升級發展更具迫切性。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要關注製造業外資下降這個趨勢，但還不能下結論，不能説已經導致製造業的衰落。

　　《經濟參考報》：去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和“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您如何理解這兩個“新”？

　　盧進勇：《意見》系統地描述了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框架和任務。具體而言，外資的“新”：一是外資法律新，除了三法合一之外，還要出臺和調整一些新的法規，中美中歐BIT也正在加速談判之中。二是管理模式新，由以前的逐案審批變成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外資産業政策更加開放化，這是巨大的、革命性的變化。三是引資目標新，不再僅僅是引進資金和技術，還包括智力、網路、研發、企業運作機制等一整套新的東西。四是引資手段新，從依靠優惠政策引資到現在採用符合國際投資規範的投資促進手段引資。五是引資環境新，今後引資環境將更規範、法治、自由和透明，營商環境更符合國際慣例。

　　對外投資的“新”，一是法律法規層面的新，“境外投資管理條例”和“境外投資保險辦法”有望出臺，這兩部法規是業內呼籲多年的；此外，從雙邊到區域自貿協定中將加入更多投資內容，國際法律保障體系將更新完善。二是管理體制與模式的新，境外投資管理體制已經歷多次改革，從嚴格審批制——分級審批制（按金額）——核準制（入世之後）——到現在的登記備案制，在對外投資領域我們已經採用最先進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三是促進體系的新，將會逐步把投資促進納入政府職能，將更加強調公共服務的性質；四是鼓勵扶持政策的新，除了常用的財稅、金融手段外，伴隨著更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構建自己主導的跨境産業鏈和全球價值鏈，産業扶持政策和貿易扶持政策必須要跟上。五是走出去模式的新，將有更多的企業採用集群模式和境外園區模式走出去。

　　《經濟參考報》：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擴大國際産能合作”，“推動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打造中國製造金字品牌”。當前，國際産能合作已經實現了良好開局，鋼鐵、有色、建材等富餘産能開始規模化向外轉移。在推進國際産能合作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國內産業空心化和就業崗位的流失？

　　盧進勇：如何避免擴大對外投資和推進國際産能合作過程中的國內産業空心化與就業崗位流失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應超前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少發達國家都遇到了，亡羊補牢代價大，我們必須要想辦法早點預防。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採取預防措施：第一，我們向外轉移的産業應該是國內長線的、産能富餘的産業，屬於“去産能”的範圍。第二，富餘産能轉出去之後，在原有地區要發展起來一批短缺和新興的産業，比如高科技行業、高端和智慧製造業、節能環保業、現代服務業等，要切實做到“騰籠換鳥”或“騰籠壯鳥”。這可以稱為“再産業化”，與西方國家的“再工業化”不完全一樣。第三，在向外轉移産能和進行投資的時候，要與構建我國企業主導的跨境産業鏈和全球價值鏈相結合，把一部分生産環節放到國外，把關鍵零部件、原材料、研發設計、服務等環節留在國內，實現國內外産業環節互聯互補。客觀來講，富餘産能的向外轉移肯定會導致國內一部分産業的縮小和就業崗位的流失，但只要提早預防，就可以把不利影響限制可控範圍之內。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對外投資也有副作用嗎？

　　盧進勇：是的，確實有。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會對國內經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産業空心化、就業崗位的流失、GDP和稅收的減少等；企業到了東道國以後，如果不注意環保、勞工權益和社會責任，也有可能引起當地社會的反感，影響中資企業甚至國家的形象。因此，我們在看到“走出去”戰略和對外投資擁有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要對這些問題加以警惕。

　　《經濟參考報》：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著力實現合作共贏。面對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格局的深刻變化，順應國內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迫切需要，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在開放中增強發展新動能、增添改革新動力、增創競爭新優勢。”您如何理解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

　　盧進勇：在我看來，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包含四個“新”。首先是新常態：我國開放型經濟已經步入新階段，呈現出新特徵：製造業綜合商務成本上升，傳統的競爭優勢削弱，對外貿易增速下滑；對外投資異軍突起，“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和國際産能合作加速推進；以自貿區建設為代表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穩步發展；以國內自貿試驗區為龍頭的新一輪改革開放正在深化；經濟增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結構調整已經起步但任務艱巨，新優勢和新動力已顯露端倪但尚不能出任主角。

　　其次是新任務：面對國內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新任務，這個新任務表現在以下5個方面：樹立新目標——從單純追求做大規模轉向追求做優做強結構、品質和效益；培育新優勢——從原有的低成本低價格優勢轉向技術、品牌和生産經營網路優勢；探索新模式——從依靠要素投入驅動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創立新體制——從逐案審批和事前監管轉向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與事中事後監管；營造新環境——從主要依靠優惠和特殊政策的環境轉向公開、透明、自由和法制的營商環境。

　　再次是新思路：為了完成以上5個新的任務，必須要確立新的發展思路，如五大發展理念的思路、五大任務的思路、供給側改革的思路、結構優化和升級的思路、品質和效益優先的思路、中國主導和引領的思路等。

　　最後是新戰略：推進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需要繼續落實和實施近年來提出的新戰略，如“一帶一路”戰略，自貿區升級戰略，全球價值鏈提升戰略、貿易強國戰略、貿易和投資結合戰略、培育競爭新優勢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