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自明代崛起到20世紀初衰落，留下豐富的商業資源供後人借鑒，其開創的"東掌制度"尤為世人稱道。這裡的"東掌制度"實際上就是現代職業經理人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初萌芽。"東掌制度"最初給晉商的商業經營帶來了巨大的幫助。

　　後來，此種制度弊端日顯，在能力和權力的代際傳承中，由於東家下一代多繼承財富而無傳承相應的能力，使"東掌制度"最終無法維繫

　　東家對經理（俗稱掌櫃）的選用頗費心思，通常“東家起意經營，聘請經理，由介紹人之説項，或自己注意查訪，確實認定此人有謀有為、能守能攻，足以擔任經理之職責，則以禮招聘，委以全權，專採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在這種精細篩選下所産生的經理亦不負東家厚望，“於是以忠義之答報知遇，此理之固然也”。經理一經聘用，便被授之以資金調度權、人事任免權、業務經營權、機構設置權，東家除每年審閱年終報表外，其他事情概不過問，放手任其經營。偶遇年終虧損，只要不是人為的原因，東家亦不責怪，反加勉勵。對掌櫃來説，他有感於東家的禮賢下士，欲報知遇之恩，一旦擇主便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發展企業。

　　從以上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東家要有能力選擇出一個德才兼備的經理。第二，掌櫃能在企業的管理經營中克盡職守、兢兢業業，一方面是服膺于東家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受制于東家的權力。可以這樣理解，只有在能力和權力的合力之下，東家才可以放心地以全盤生意託付給經理，經理也才可能以全副身心傾注于生意，雙方此時達到共贏。從這個意義上説，在東掌制度的有效運作中，對東家的要求更高。事實亦確是如此。

　　此制度開創之初，東家雖把經營權下放，但其對企業整體的掌控能力並沒有削弱，加之東家知人善任，所選總經理大多德才兼備，二者共同創造了晉商企業的輝煌。這一時期的東家和掌櫃同心同德，利益共用。而到了後期，東家遠離經營，基本不問號事，對企業的控制能力逐步削弱，更重要的是，東家在放權中喪失了對越來越複雜的經營事項進行決斷的能力，總號掌櫃幾乎成了企業唯一的控制人。失去了權力的制衡，他的行為越來越脫離企業的發展目標，以至於到後來，掌櫃攜款外逃、揮霍無度的現象竟屢見不鮮。東家緣何會喪失管理企業最重要的能力和權力？這種力量的喪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內完成，晉商數百年，它應是在企業代際傳遞的過程中逐步削弱以至最後消失的。東家在傳遞能力和權力時有何阻滯？其負面效應何在？實質又是什麼？

　　晉商企業是前期幾代商人披荊斬棘、艱苦努力開創的偉業，然而在把財富的接力棒傳給後代的過程中某些關鍵性的要素卻喪失了。

　　1.東家下一代對企業更多的是繼承而不是傳承，越到後期這種趨勢越明顯。傳承是通過培養子女各方面的素質和經營能力，使之穩步承續事業和財産，它是一種漸進式的承接，而繼承僅指子女得到父輩的財富，之前並無有意識培養其商業能力的過程。對企業的發展來説，只有成功的傳承才有可能實現企業的永續經營。之前分析到，東家的能力和權力對維繫“東掌制度”的運作乃至晉商企業的良性發展至關重要，在“東掌制度”這種模式下，東家把日常經營的大權委託給掌櫃，自己及家族專享所有權受益，後代自然缺乏一個商業熏陶的平臺，代代延續，使得後代逐步喪失了經營管理的能力，同時也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力和對掌櫃的約束，東掌制度就失去了制度設計之初的權力制衡。

　　2.東家下一代所繼承的是父輩的權力而不是權威，這使其對掌櫃和企業的控制力有限。很明顯，在東掌制度兩權分離的模式下，東家後代僅因繼承財産所有權而擁有了控制企業、任免掌櫃的權力，並不親身參與經營，因而並沒有相應地樹立起在企業中的權威。一方面，權威的缺失對繼任東家和原任掌櫃的關係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我們知道，“東掌制度”的一大特點是，東家們本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一旦選用了某位總經理，就很難再換他人。所以，東家後代必定會碰到如何和前輩聘任的掌櫃共處的問題。由於權威依附於個人，它具有難以讓渡和轉換的特徵。掌櫃“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是一種“私忠”，他在情感上和行為上更多地是忠於某個具體的人，即禮聘他的東家本人。只有後者才在他面前擁有特殊的權威，東家的後人則不具備這種優勢，這對繼任者繼續保持良好的東掌關係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東家繼承者缺失的權威會自然地轉移到掌櫃身上，因為他們有企業這個舞臺，掌櫃于其中逐步樹立了權威並越來越容易維繫，東家則正好相反。兩者關係在權威的此長彼消中變得難以維持，進而影響到東掌關係的平衡，危及到東掌制度的有效運作。

　　3.在代際傳遞中，東家下一代對繼續開拓創新的動力越來越弱，對掌櫃的依賴卻越來越強，不利於東掌制度的良性運轉。有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的動力之一就是其“少數派地位”，“少數派地位”是指在社會中所處的非主流地位，而不是指人數上的多少。在傳統社會中，這種人因為不能通過社會尊敬的正常渠道達到被社會認同的頂峰，就另辟蹊徑通過創業來獲得成功和承認。考察晉商企業的發展背景，我們亦可以看到這種少數派地位對開創者的激勵。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種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境遇，反而激發了晉商們巨大的創業精神和激情。據資料記載：“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雖鋒刀旁舞，人馬鼎沸之際，未肯裹足。”其冒險開拓精神可見一斑，它支撐了企業的發展壯大。然而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下一代繼續發展企業的動力開始弱化。原因之一在於隨著從商人數的增多和企業的發展壯大，晉人社會開始形成了重商的風氣，商人的社會地位開始逐步提高，後代也就缺乏了前人因非主流地位而激起的開拓精神。其二，下一代所擁有的物質財富促其安於現狀，削弱了追求企業發展的動力。總之，下一代開拓動力的缺乏正是既無身份歧視，又無生活之虞的環境使然。既然東家子孫缺乏動力去進一步發展企業，那麼要維持企業現狀，他們能做的就是更加依賴掌櫃，這使得他們日漸遠離經營，對企業的控制力日漸下降，維繫正常的東掌關係也日漸困難。

　　4.晉商在傳遞財富的過程中，産生了一種獨特的現象：他們在商不言商，而致力於把子女培養成其他方面的人才，例如跨進仕途。這直接影響了後代的職業選擇，使得企業傳承缺乏優秀的後備力量。

　　5.在代際傳遞的過程中，晉商大家族中前輩開創的家規家法對子孫的約束力越來越弱。晉商家族的始祖諸如曹三喜、喬貴發等，大多都是從小商小販做起，他們備嘗早期生活的困苦和創業的艱辛，因而能夠克勤克儉，終至富足，曹三喜將賣砂鍋的車、磨豆腐的磨供奉起來，年年拜祭，通過這些實物告誡子孫創業之苦，希望後人勤儉持家。喬致庸為讓子孫牢記先祖創業的艱辛，他親擬一副對聯挂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

　　這些都反映了家族企業的創始人對後代承續勤儉家風的殷切期盼，然而，不少家族後代日漸背離節儉的傳統，養尊處優，奢侈腐化，終至家門衰敗。很多商賈之家“無論男婦長幼，率皆黎明方寢，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後。舉凡家中事務，與外界一切應酬，以及銀錢出納，悉付僕婢掌管而已。惟是飽食終日，處高樓大廈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備終夜呼吸。家之銀錢贏絀亦不問焉。所以不數年間，家庭凋落而不能自振，更有一敗塗地，反不如貧寒家之景況耳”。這一切都是晉商後人毫無節制毫無約束的反映。

　　東家們整日紙醉金迷，不問號事，掌櫃及夥計也就疏于管理，發展到最後，掌櫃揮霍浪費中飽私囊，乃至攜款潛逃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