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維

　　據新華社報道，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聯合召開的新聞通氣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貿易司副司長劉小南表示，2016年，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將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這意味著已經實行了九年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將取消。

　　取消玉米臨儲，可以説是意料之中。自去年九月份，國家大幅度調低玉米臨儲價格之後，社會關於取消玉米臨儲政策的預期非常強烈，人們一直都在等待最終“定音”。眼下正值春耕農忙季節，中央適時發佈相關消息，釋放明確政策信號，非常及時。對於東北地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農民尤其是玉米種植大戶而言，至少心頭的一隻“靴子”落了地。

　　近年來，關於推進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熱點。2007年以來，國家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實行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在特定歷史階段，這一政策對保護農民利益和種糧積極性、保持市場穩定、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新的市場環境下，國家收儲行為客觀上也造成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及市場價格信號被扭曲，對加工行業造成了較大的衝擊。尤其近兩年隨著國際糧價深度回落，外國玉米及其替代品大量進口，加之國內豐收，玉米消費需求下滑，庫存不斷增加。雙重擠壓下，不僅國家背負了沉重的財政補貼負擔，長期看，也不利於國家的糧食安全和農民利益的保護。

　　改革玉米臨儲制度、建立新的收購和補貼機制，既是市場倒逼的必然結果，也是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必然要求。改革的這一隻“靴子”已經落地，眼下，人們更關注另一隻“靴子”——“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將如何展開。

　　首先，國家收購主體退出後，市場收購主體是否能夠有效進入？如何避免市場失靈可能造成新一輪賣糧難的問題？國家收儲退出，將有利於加工企業玉米收購回歸市場化競爭。但同時也應看到，當前，玉米加工企業主體普遍面臨開工不足的困境，這一方面是由於以前國家收儲客觀上抬高了原料成本，另一方面也和當前整體經濟形勢密切相關。近兩年，玉米澱粉、酒精等深加工産品價格不斷下滑，終端市場需求不旺，客觀上導致玉米深加工行業需求不足。在這種背景下，“鼓勵多元市場主體入市收購”不能簡單地把收購任務完全交給市場，必須要通過信貸扶持、稅收優惠等手段加大對市場主體的支援。同時，對於可能出現的大面積賣糧難的情況，要有充分準備和預案。

　　其次，如何建立新的玉米生産者補貼制度？補貼的資金從哪來？中央能給各省多少補貼？地方如何將補貼兌現到戶，是與承包面積掛鉤還是與實際玉米種植面積掛鉤？補貼的額度、方式、區域這些細則都有待進一步明確。可以預想，臨時收儲取消之後，玉米價格可能會有一個向下的波動。這個時候，如何保障種糧農民的利益不受太大的損失至關重要。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拿多少錢去補貼農業、農民的問題，更是關係到國家糧食安全、農民持續增收的戰略性課題。千萬不能有甩“包袱”的思想，改革不能讓種糧農民吃虧。中央必須要加大對補貼的財政保障力度，地方政府操作細則也要更精確，更符合農民的期望和基層的實際。

　　可以説，取消玉米臨儲制度只是開了個頭，後續相關配套措施能否到位，直接關係到改革能否順利推進。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無論是市場信號還是政策信號都很明確，玉米種植結構已到了非調不可的時候。玉米種植戶、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都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做好結構調整的“加減法”。農業部明確提出，到2020年“鐮刀彎”地區玉米種植面積減少5000萬畝以上，重點發展青貯玉米、大豆、優質飼草、雜糧雜豆、春小麥、經濟林果和生態功能型植物等，這是減法；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加法。事實上，從根本上而言，我們糧食生産並不是多了少了的問題，而是勞動生産率偏低，産品缺乏市場競爭力，這就需要做好加法。調結構不只是面積的簡單增減，更是農業生産方式的轉變和産業結構的升級。只有切實把勞動生産率搞上去，農業才有出路，糧食安全才有保障。

　　自2014年啟動新疆棉花、東北和內蒙古大豆目標價格補貼試點，到去年玉米最低收購價首次下調，至如今建立玉米“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我國農産品價格市場化改革正逐步推進，對於稻穀和小麥等品種，也正在穩妥研究後續改革方案。我國的農業、農民都需要更好調整自己去適應和迎接市場化的洗禮與挑戰。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無論是過去實行的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還是眼前的市場化改革，其指導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把保護農民利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都需要國家持續不斷加大投入力度。也正是由於有這些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的政策支援，我們的農業才會不斷向好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