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履新僅一週左右的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繼此前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時任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接連表態要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後，再次向市場喊話表示我國將鼓勵各類資本進入環保市場。如此頻繁地表態，在業內解讀為中央有意將常年與不賺錢、低利潤等詞掛鉤的環保産業“改頭換面”的決心。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甩包袱”、環境PPP項目監管機制存空白等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成為社會資本進入環保的阻礙。

　　地方政府借機“甩包袱”

　　近兩年，社會資本迎來了一場環保PPP盛宴。然而，看上去很美的這場大餐，在不少業內人士眼中卻並沒有那麼“好吃”，因為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借環保PPP項目“甩包袱”的情況，更多地將一些收益低、難實施的項目拋給社會資本，讓它們時常要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公佈《關於環境基礎設施項目違約情況的調研》（以下簡稱《調研》）中就提到，地方政府時常會把一些環境公共服務類項目以PPP的形式推出，但卻不按照協議約定時間調價，讓企業無法按預期獲利，如重慶某供水公司已經運作11年，其間只漲過一次水價。

　　此外，對於PPP項目實施難，《調研》舉例稱，市政項目中的污水進水量及垃圾日處理量實際值都遠高於合同約定處理量，給項目增加了額外壓力，長期超負荷運作使設備受損，有些污水處理廠甚至因超過處理能力而被動出現排水不達標的現象。

　　“政府拿出來的項目主要有三類：純公益的、市場化的、半市場化半公益的。前兩類項目都做不了PPP，只有半市場化半公益的項目才能做PPP。如果把公益性的項目都劃歸到PPP中來，會造成很多企業不敢去做這類PPP項目。”國內知名水污染治理企業，碧水源常務副總經理、董秘何願平明確直言。

　　違法成本低 市場前景難言明朗

　　去年，環保部法規司司長李慶瑞曾公開表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市場的總投資額有望達到17萬億元，讓不少人對環保産業的前景有所改觀。而此前，環保部核安全總工程師劉華也表示，預計未來幾年，我國就會形成8萬億-10萬億元的環保市場規模。“之所以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出臺讓不少投資者頗為興奮，就是因為在經濟下行時，他們從這項政策中看到了未來潛在的龐大商機。”有專家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畢軍表示，國內有研究表明，當環境管製成本增加1%時，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會增加0.12%。

　　然而，日前江蘇省高郵市“603元罰單”的消息再次激發業界對於我國環保治污標準是否過低的討論。業內有觀點提出，較輕的處罰力度，讓環保違法成本過低，勢必會導致排污企業減排、治污積極性不高，最終“牽連”環保産業的“蛋糕”不夠分，令社會資本因無法看到明朗的市場前景而在行業門外踟躕不前。“只有排污、處罰標準的不斷趨嚴，才能迫使污水治理、土壤修復、固廢處理等多個領域需要第三方、更多社會資本的協助。”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生態金融中心副主任藍虹表示。

　　管理“留白” 惡性競爭橫生

　　不可否認，任何一個市場的良性運轉都離不開配套制度的保障，環保亦是如此。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此前在向全國政協提交的一份《關於遏止環保行業惡性競爭的提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中提出，去年以來，治污行業中的市政污水及垃圾處理領域出現了惡性低價競爭的情況。具體來説，自去年6月江蘇新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報出了48元/噸的價格起，之後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同類項目中標價格大幅下滑，分別為26.8元/噸、26.5元/噸及18元/噸。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常務副會長、威立雅中國區副總裁兼CEO黃曉軍介紹，根據業界測算，一年多來，尤其是近半年來低價中標項目的報價已不能覆蓋項目建設運營成本。

　　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看來，問題的背後是地方政府監管制度的缺失，以及環保項目招標流程的不夠規範。因此，《草案》建議，地方政府在環保項目招標時，商務標評標應重點審查報價是否低於成本價格等異常情況，以避免項目無法實現預期的環境治理目標，給環境設施長期穩定運營帶來隱患。各級政府及相關管理部門應建立環境PPP項目的監管責任追究制度和企業退出機制。而何願平更表示，希望政府能有效管理、疏導，給業界一個正確的方向，“在環保PPP項目招標時，如果只是拼低價，很多企業都不會去投標。沒有底線的惡性競爭對行業的發展沒有好處，現在民營環保企業也都不願意參與這種低價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