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收藏眼

　　由廣東省文聯主辦，廣東省書協、廣州圖書館承辦的“可居墨稿——王貴忱書法展”開幕式，將於2016年3月25日10時在廣州圖書館展覽廳舉行。

　　這次展覽將展出王貴忱先生從1954年至今各類書法作品120件，包括古籍的題跋、抄寫的書稿、磚拓、硯拓、書寫的對聯和詩詞等。

　　今年89歲高齡的王老先生，不僅是我國著名書法家，也是傑出的古文獻專家、錢幣學家和大收藏家。早在幾年前，他已將自己畢業所藏的絕大部分古籍善本、文獻資料和藝術品捐給了國家。

　　19日，南方日報記者來到王老先生的住所，圍繞老先生的所學所藏對其進行了專訪。 ●文/圖：南方日報記者 馮善書

　　簡介

　　王貴忱，1928年7月生。常用筆名：可居、銀州。遼寧鐵嶺縣城（今為鐵嶺市銀州區）人。中國著名古文獻版本學家、古錢幣學家、金石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和收藏家，中國當代學界的一位通才式學者，被潘景鄭先生譽為“魁奇之士”，是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的《文獻家通考》一書收錄的1700多人中唯一健在的人。現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錢幣學會理事、學術委員等。2007年入選“當代嶺南文化名人50家”。

　　王貴忱居住嶺南60多年，曾先後擔任粵東交通銀行經理、汕頭地區建設銀行行長、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廣州市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等職。

　　“文德路大學”畢業生

　　王貴忱的書齋“可居室”高居廣州鬧市一棟30層的住宅樓，從室內120度拐彎的大窗戶往外看，珠水兩岸的無數風景盡收眼底。

　　記者與王老的交談居然是從一塊磚頭開始。“原來你老家是河源的，我以前在粵東交通銀行任職，就到過河源縣（現為市），還在靠近龍川的一處江邊撿了一塊磚頭。”王老在問清記者的家鄉後掩不住一臉興奮。“磚頭上刻著‘德祐丙’三個字，後經考古研究，這是宋恭宗德祐二年的貢磚。估計是當時準備用來建州府用的。迄今，在河源只有我發現過一塊這樣的磚頭。”

　　不過，這件珍貴的文物後來被王老送給了一位朋友。“我已年近九旬，在前面數十年的學習和工作中，這樣的經歷數不勝數。從這塊磚頭我們可以學到一個道理，不要忽視身邊任何一件老東西，它們身上可能潛在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正因為比別人提早明白了這個道理，王貴忱從年輕時就開始注意收藏這些對自己的研究和學習有幫助的東西。

　　廣州的媒體曾以《王貴忱：廣東的好東西都在我這》為題發過一篇先生的專訪。熟悉老先生的業內人士都知道，這並非誇誇其談。在文化界，王貴忱是學者眼裏“連通古今、橫貫碩儒的通常之士”，是我國著名的古文獻版本學家、古錢幣學家、金石學家、歷史學家及書法家，而圍繞著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老先生從“弱冠之年”開始，就“一路走、一路學”，“一路學、一路藏”，“一路藏、一路捐”，是業內公認的元老級收藏家。

　　少年失怙的王貴忱是由外婆拉扯大的。由於家窮，在一位好鄰居的幫助下勉強讀到初小（相當於小學四年級）就輟學了。如此可憐的一點教育背景，讓外界人士對王老先生今天在學界顯赫的身份頗為不解。

　　“我今天能夠在錢幣學、古文獻學等方面學有所成，全是靠後天學習積累的成果。”王貴忱先生在記者面前笑稱自己是“文德路大學”畢業的學生，他真正進入對中國文史、考古的學習和研究，是從到了嶺南後開始的，廣州的文德路就是他的學習根據地，幾十年來他收藏的很多古籍善本都是從那裏的舊書店淘來的。正是靠著古紙堆裏扒來的一點一滴的知識，為我後來的相關研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要進行考古研究，不但要求自己有淵博的知識，還必須懂得借助各種各樣的工具書和實物資料。正是出於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學術研究的需求，王貴忱把自己所能夠得到的古董文獻都非常小心地收藏起來。不能收藏的，他就把上面的圖文拓成拓片，再進行研究。

　　王先生收藏的渠道主要有幾種：一是到古玩市場和舊書店裏邊淘，幾十年前國內的藝術品市場尚未起來，因而，市場上流通的舊文物和古籍善本不僅價格便宜，而且很少假貨；二是與朋友交換，上世紀80年代，王老就曾經用徐悲鴻的手卷與別人換取曾國藩的書札，就當時的市場價值來説，徐的手卷比曾的書札貴，但是因為這批手札是曾國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鴻章昆仲的書信和附片，具有豐富的資料價值，所以王老坦然接受；三是到一些有文物出土的地方靠運氣撿，王老收藏的很多老瓦片、老磚頭，就是這樣撿來的。

　　畢生所藏都捐獻給國家

　　在文化界，王貴忱是傑出的收藏家，亦是著名的善長仁翁。

　　據其兒子兼學術助理王大文透露，先生畢生所藏以古錢幣和古文獻兩大塊為主，還兼有金石、書畫等其他方面的珍品。

　　“像硯臺、銅鏡等其他古董，上面都有一些銘刻記載，可以拓下來進行研究，我也很喜歡，但收藏的數量很少，只有零星幾件。”王先生對記者説，這輩子到底收藏了多少東西，連他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絕大部分都捐給了國家或者送給了治學有需要的同道中人。

　　王老迄今到底給公共機構捐贈過多少藏品，或許連他自己都數不過來。

　　早在上世紀60年代，王貴忱就把自己收藏的五冊嘉靖本《周易程朱傳義》捐給中山圖書館。此後，他繼續不斷地把自己家中所藏的各種寶貝往外捐：1980年，將明嘉靖版白綿紙刻本《韻譜》五卷、明刻《七修類稿》三十四卷殘本捐給中山圖書館；1980年將藍鼎元著作捐給汕頭圖書館；1989年將袁崇煥史料捐給東莞市政府……

　　近十年來，王先生有兩次“最慷慨”的捐贈曾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一次在1999年，先生把耗費半生精力從全國各地收集的600多冊古錢幣文獻資料捐給了中國錢幣博物館，後來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另一次在2011年，他又把包括紅印本《定庵續集己亥雜詩》、明萬曆刻本《古史六十卷》（蘇轍撰、莫伯驥跋）在內的807冊古籍文獻獻給了自己的“老東家”廣州圖書館。除此以外，先生還將90余件張之洞的真跡和100多件羅振玉的真跡捐給了廣圖。為此，先生自己不止一次地對外坦言，已經把自己的全部家底都捐了出去。

　　在近現代史上，把藏品捐給國家的學者和藝術家並不少見。王貴忱為何如此慷慨，他自己説出來的理由極其簡單：“留在身邊，怕自己保管不好，”還説“留給孩子不一定是好事”。

　　有藝術品市場是好事

　　作為一名書法家，王貴忱先生的書法作品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有一大幫“粉絲”在追捧收藏。而近十年來，隨著國內的藝術品市場日益火爆，其書法作品的市場價格更是一路飆升。

　　“沒想到，我自己就是玩一玩的書法，後來能夠得到這麼多人認可。”王老對記者笑言，“以前只是記錄和題跋經常要寫毛筆字，現在居然成了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藝術品。”不過，他又正色道，求字的人太多，有時候也會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帶來困擾，畢竟自己的主業是做考古和文獻學研究。

　　對於資本在市場頻繁炒作名人字畫的現象，王貴忱指出，當前藝術品能夠形成一個市場是好事，使有興趣和愛好的人有機會通過産權交換獲得自己有需要的東西。不僅書畫如此，在瓷器、文玩和古籍等其他方面也是一樣。在舊年代，有眼光的人可以在很多地方碰運氣撿到一些有用的殘片、磚頭，因為那個時候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的人並不多。但是現在就不同了，有眼光的人越來越多，所以能夠撿到這些東西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有價值，所以就有了專業的市場，激發一些人把手裏的好東西讓給更有需要的人。

　　王老説，如果沒有以前那些文玩商店和舊書店，他也不可能收集到這麼多的古籍善本和老古董，就更不可能把這麼多珍貴的文史資料和實物獻給國家，供有需要的文史學者作研究。

　　當然，他也指出，不管是學者，還是藝術家，在創作藝術品的過程中，都應該按專業本身的價值取向，從低到高往上走，古往今來那些大家都是這樣幹的。千萬不能沉迷于一時的經濟利益，違反專業規律來辦事，投機取巧必會失去藝術本身的價值。“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説，我今天能夠在一些方面學有所成，也是因為一直堅持著這份原則，在一些關鍵時刻，寧願降低生活標準，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