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新

　　早在“江南五村”合作組織創立之前，這5個村均樹立起各自的産業第一村標桿。其中，花園村是紅木傢具第一村，滕頭村是生態第一村，航民村是印染第一村，方林村是汽車市場第一村，九星村是綜合市場第一村。與此相伴，這5個村引入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早，圍繞著村企業集團董事長，和諧互補的精英管理團隊培育完成早，5個村的企業集團與各自所在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的關係各異，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及其經營管理方式也不盡相同。

　　村際合作

　　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是前提

　　花園村集體以經營集體土地和房産的方式分享村企集團發展成果。花園集團有限公司是民營企業，企業集團開發利用村集體土地，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土地和房産，村集體經濟與企業集團産權邊界清晰，經營管理及核算村企分開，但花園集團的發育、發展離不開花園村，花園新村建設、村域社區管理、農民生活及福利保障，離不開花園集團。表現在組織體系上，就是集團公司董事長兼任村黨委書記，企業集團和村域經濟發展責任集于一體。

　　滕頭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村企集團的投資人，企業上繳利潤是滕頭村集體經濟的重要實現形式，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村企集團公司全部股權。組織體系上，村級組織與集團公司主要領導交叉兼職，滕頭集團公司的五位董事，主要由村黨委成員、村委委員兼任，但企業按照公司制運營模式運作，村企賬目分開，利潤上繳。村黨委、村委會和集團公司三塊牌子、一套班子，集體收入主要用於村域基本建設、村政管理和社區治理的日常費用、公共服務和村民福利。

　　航民村集體經濟按“雙層經營”模式控股村企集團。航民實業集團是股份有限公司，航民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均為股東。1997年村辦企業“改制”，成立浙江航民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並一分為二：註冊資本的56%由村集體控股，成立村資産經營中心負責經營和管理，集體股（分紅）年收入由村民集體共用，餘下資本作為原始股，按比例由村民、村籍企業職工、企業管理和有貢獻科技人員認購。後又經過兩次配股，但股份按比例分紅是村集體經濟主要實現形式。

　　方林村屬於市場型村域經濟類型，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辦市場。方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村集體全資公司。方林村有汽車城、二手車等五大市場，土地、設施等固定資産都屬於方林村集體所有，方林村民大會履行集團公司決策權。村企集團聘請職業經理人負責市場經營管理，實行職業經理負責制。村委會主要成員擔任市場副職，協助職業經理，協調各方利益並監督市場合法、規範運營。集團利潤歸村集體所有，集體可分配收入主要來源於市場經營利潤。

　　九星村的集體經濟組織上海九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東分別是九星村民委員會和上海九星社區股份合作社，主營業務為自有廠房租賃、倉儲出租和物業管理。旗下支柱産業為上海九星綜合市場，佔地106萬平方米，建築面積90多萬平方米，年交易額280多億元。市場的繁榮使九星村的農方可支配收入、上繳稅收、凈利潤以及土地平均畝産值持續快速增長。集體經濟組織的壯大，讓九星村民人人享有“四金”收入，即薪金、福利金、股金和租金。

　　村際合作

　　創新集體經濟實現形式是必然

　　伴隨村級企業集團的發展壯大，跨區域合作的需求産生了。2008年前後，加強村際合作的呼聲水漲船高，“江南五村”合作組織的出現，可謂水到渠成。

　　2008年9月6日，經過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的牽線搭橋，“江南五村”的帶頭人齊聚浙江省東陽市花園村，召開中國村企集團五村合作會議，決定成立“五村合作組織”，共同闖市場，共同振興村域經濟；2010年6月，“五村合作組織”參股農業銀行上市股份；2011年2月，“五村聯合控股有限公司”註冊登記，註冊資金1億元。是年12月，杭州西溪五村集團項目園正式籌建，並籌備組建“五村”村鎮銀行；2015年11月13日，中國村企集團五村合作會議在航民村召開，五村帶頭人共商“十三五”時期五村合作發展新商機。期間，五村帶頭人還前往杭州西溪五村園現場檢查工地，該項目前期準備工作複雜，進入工程土建階段後，基坑圍護工程、工程樁、二道基坑支撐梁、土方工程等建設進展順利，預計2016年12月可竣工驗收。

　　作為全國首個跨區域村級企業集團合作組織，“江南五村”合作組織成立以來，5個成員村通過商討項目，多方交流，以發展為宗旨，合作共贏，從單項合作走向多項合作，不僅五村控股集團穩中求進，而且成員單位發展各有建樹。這種村際合作，基於平等自願原則，是以村莊經濟合作組織創新的形式，通過現代企業治理結構開展運作，實現集團化經營，昭示著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有效發展的一種嶄新實現形式。

　　村際合作，結成集團化、聯盟化發展的實踐，並非“江南五村”這一孤例。2011年5月21日，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由長橋、郭巷、橫涇、越溪、城南、木瀆、甪直、胥口、臨湖、光福十個鎮（街道）的集體資産經營公司牽頭，聯合吳中區96個村（社區）股份合作社共同出資，組建農村集體經濟十大集團，累計註冊資本10.6億元，股農8.5萬戶。事實上，這一類合作組織的出現，對破解轉型時期的村域經濟發展難題提供了創新路徑和實踐經驗，預示著村域經濟聯盟發展新階段的到來，意味著經濟強村未來發展方向和農民組織化的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