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享悅讀

　　説起茶館，許多中國人或許都會産生很多回憶。有一種人，對茶館情愫更為特別。譬如汪曾祺、鹿橋這些西南聯大的學生，在他們的記憶裏，“泡茶館”是他們在抗戰時期遠赴昆明求學的歲月裏，獲得的一種格外珍貴卻難忘的體驗。

　　由此看來，茶館對曾經的中國人確實是一個“非凡”的場所。與今天它的替代者們，比如咖啡館、新式茶室、酒吧等來説，曾經的茶館可能承載著中國人更多的日常需求。只是，今天的我們似乎很難再清晰地描摹出，曾經在城市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茶館，更不用提茶館究竟有著怎樣的魅力，吸引茶客每天孜孜不倦地跑去。

　　出生於成都、後又拜師于著名漢學家羅威廉的學者王笛，對上個世紀上半葉的成都茶館，曾進行過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在這一基礎上，他用文字為讀者還原了那個時代成都城裏茶館的模樣，以及它們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這就是《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裏的核心內容。

　　成都茶館的發展較其他中國城市繁盛，甚至成為當地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特色。正如民諺説，“一城居民半茶客”或“茶館是個小成都，成都是個大茶館”。有數據顯示，當年僅五十萬上下人口的成都城裏，就有差不多600家茶館。可以想見當年的茶館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曾經佔據了怎樣的地位。

　　即使在今天，成都的茶館對於外地遊客，也仍是一道特別的“風景”，人民公園鶴鳴茶館的“採耳”服務，更是被寫入了大眾自由行的攻略，被看成是成都行的必選項之一。所以，成都的茶館早已不止是社會學家的考察對象，也成為文學家筆下熱衷描寫的景色。在李劼人、舒新城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裏，成都茶館都曾作為重要的場景而出現。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年輕時訪問中國，都特地跑到春熙路的茶館裏親自體驗了一把。

　　也因此，王笛對成都茶館的考察和研究，或許更能凸顯茶館在傳統中國生活中曾經彰顯過的價值和作用。而這對於我們去理解中國城市裏曾風行過的“茶館景觀”，也就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茶館最重要的功能，當然就是休閒和娛樂功能。這種休閒娛樂，不僅是為客人提供放鬆休息的場所，更重要的是，茶館往往成為人們的資訊中心。王笛寫道，“在茶館，人們談論各種問題，從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其內容涉及社會狀況、習慣及文化……”。從作者的描述來看，當年的茶館類似于網路時代的論壇等社交網站。在那個年代，對於普通人來説，獲取資訊和資訊最主要的渠道就是茶館。

　　除此以外，那個年代，茶館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還起著其他重要作用。它是“市場和交易場所”，買賣土地或其他商品等許多生意，就在茶館里正式交易；它也是“勞動力市場”，許多勞工在那裏待雇；它有時還是社會組織、行業協會的集會地點，許多茶館本身就是行業協會乃至於社會組織開設的，譬如綢商有綢商茶館、紗商有紗商茶館，而清代以來著名的半黑社會性質的袍哥組織也大多有自己的茶館；它有的時候還會成為民間仲裁的“法院”，為人們解決糾紛，這在成都被稱為“吃講茶”，民國政府官方權威出現弱化時，“吃講茶”事實上是成都人十分重要的仲裁途徑。

　　當然，除去上面這些功能，成都茶館在成都人的生活中還發生著其他的重要影響。因此，茶館是一個重要的公共空間。正是因為有了茶館這樣的公共空間，傳統中國人的個體日常生活，在城市裏通過一種新的組織方式被聯繫起來，以至於那個時代的普通都市人都很難擺脫茶館的影響。

　　茶館的這些功能自然也被當時的掌權者所發覺。於是如何利用茶館，去控制和影響社會基層人民的行為舉止，也就成為當時“公權力”實施所面臨的重要課題。王笛的研究告訴我們，有的時候，茶館和掌權者會站在一起，來幫助引導社會輿論和公眾思維，例如抗戰時期，許多茶館都會配合政府上演“愛國戲”；而有的時候，因為“公權力”的控制欲和擴張欲，也會令茶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老舍話劇裏那條著名的“勿談國事”標語，不正是這種緊張狀態最生動的例子嗎？

　　從歷史學角度來講，王笛的研究屬於微觀史學領域，然而他將成都茶館的研究放到了民國中國社會的大背景之下，也就使其有了更為宏大的敘事旨趣。當然，由於主觀或客觀的因素，王笛對於成都茶館公共空間的研究，停留在了民國時代這個有限的時間段之中，而諸如茶館在今天中國城市裏的命運，以及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與網路時代的其他公共空間間的比較，這類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更有現實價值的課題在書中則暫付闕如，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王笛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