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工業化、農民非農化步伐的加速讓浙江農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時，浙江農民在創富過程中“追趕”市民的腳步也沒有停止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穩步縮小

　　記者在溫州瑞安市塘下鎮採訪到一位風風火火的女老闆，她的話很實在：“別看我是個老闆，淩晨兩點還在碼頭接貨，天天眼圈是黑的；別看我是個農民，可我的廠子養活了700多人。”走馬浙江，隨處可見這樣自強不息、底氣十足的“小老闆”，雖然他們的戶口本第一頁上還依然寫著“農業戶口”。

　　“農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農化水準高，大量的農民在職業身份上得到了轉換。”殷柏堯説。最新統計顯示，浙江全省就業人口的非農化率為85.3%。

　　“全省有208萬家企業，99%是中小民營企業，出省（含國內外）經商600萬人……”浙商研究會一位副會長算了一筆大賬：近6000萬浙江人裏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勞動力，大約4個國民中有一個是“小老闆”、股東或其他形式的市場主體。

　　諸暨市大唐鎮戶籍人口才3萬，卻有1萬多家企業，幾乎家家戶戶都辦企業，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會拿出20平方米搞襪機。該市一位副市長形象地説：“諸暨就是一個大工廠，車間就在千家萬戶老百姓家裏。”他説，諸暨農民只要沒有大病大災，一般情況下，一家人一年賺十幾萬元沒問題。

　　臨近春節，新昌縣羽林街道白段村村民俞丹丹正忙著採購年貨。2015年，俞丹丹的工資收入5.5萬元，是她2008年剛工作時的兩倍多。7年來，俞丹丹在本縣的一家制藥廠從一線工人做起，收入逐年增加。

　　最新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浙江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保持高位的基礎上，年均增長14.5%。農民收入從“破萬”到“破兩萬”，浙江僅用了6年時間。

　　農村工業化、農民非農化步伐的加速讓浙江農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時，浙江農民在創富過程中“追趕”市民的腳步也沒有停止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穩步縮小。在剛剛過去的“十二五”期間，浙江農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4%，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0.9個百分點。

　　嘉興市2015年農民每人平均收入達到2.6838萬元，為浙江十一個地級市中最高。嘉興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僅為1.70：1，又為全省最低。嘉興市農辦幹部俞小琳認為，嘉興“均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在二次分配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務方面城鄉居民基本實現了均等化，“城鄉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一系列制度，嘉興都率先實現了無縫對接，連最低生活保障都實行了城鄉統一標準，月均588元。”

　　黨的十六大以來，浙江省各地不斷增加公共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城鄉居民的“同等待遇”漸成現實。在全國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縣德清，附著在戶口本上的32項居民實際待遇差異被逐一消除，當地三合鄉一名在車禍中不幸遇難的農民，因此得到同城鎮居民一樣的賠償金（約為原標準的兩倍）。

　　導致産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大因素是財産性收入差距。在浙江，農村産權制度改革大幕已逐漸拉開，改革的槌子開始敲響長期“沉睡”、模糊化的農村集體資産。

　　2015年底，浙江在全國率先全面完成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全省近3萬個村的3500多萬農民當上社員股東，完成1159.6億元的經營性資産量化，“確權到人”讓農民增加了財産性收入，“權跟人走”讓有條件的農民放心進城。

　　經過精準施策、落實“一戶一策一幹部”幫扶機制，年底統計表明，全省21萬戶家庭每人平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農戶，當年每人平均收入全面超過4600元——這一標準是全國絕對貧困線的兩倍。

　　縉雲縣將燒餅産業作為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舉措之一，政府為農民搭建“創客”平臺，此舉不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農戶”貧困現象，還在全縣掀起一股“兩創”的熱潮。

　　曾經因丈夫生病而致貧的53歲農婦李美英，2014年參加了政府組織的燒餅師傅培訓，之後到杭州下沙開了一家縉雲燒餅示範店，兩年不到時間，她不僅還清了5萬元負債，還有了積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讓她驚喜的是，今年還拿到了政府給予的1萬元“示範店”補貼。

　　過去的十多年間，浙江省委、省政府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每5年出臺一個推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扶持政策、開工一個針對特定貧困群體的扶貧工程。“十二五”時期，浙江省財政每年向本省26個欠發達縣轉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億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年均增長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