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亞投行的成功，驗證了中國的大國經濟外交能力。這個外交能力，從亞投行籌建、開業實踐來看，至少包括這麼幾層意思，一是準確進行全球議程設置的能力；二是準確進行自身目標設定的能力；三是準確關注到成員經濟體的利益；四是準確進行包容溝通的能力。這些能力是中國全球治理能力的組成部分，也是未來中國應不斷鞏固與擴大的能力。

　　亞洲區域基礎設施如何改善這個議題，影響面寬、問題嚴重，手段不足、效果深遠而衝突性弱。一是影響面寬。亞洲經濟佔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擁有全球近一半人口，是當今世界最具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二是問題嚴重。亞洲一些國家鐵路、公路、橋梁、港口、機場和通訊建設嚴重不足。三是手段不足。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亞洲基礎設施領域的年度投資規模僅約為100億~200億美元，僅相當於亞洲基礎設施所需資金的1/40～1/30。四是效果深遠。通過設立亞投行，動員更多資金，支援域內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將為亞洲經濟增長注入長久動力。五是衝突性弱。基礎設施領域是受政治影響相對較少的領域。成立亞投行，專注于這個議題，相比較其他全球或區域性議題來説，具有更大的關注度、更正面的外部性。中國是亞洲一員，經濟總量全球第二。大國身份、亞洲區域設施這個全球議題與中國的大國身份也極其匹配。

　　大國經濟外交，應將影響力置於競爭力之前。如果專注于競爭力，勢必就製造更多的競爭者。而將影響力置前，兼顧長遠的競爭力，則可能通過讓渡競爭力的方式讓對方獲益，贏得合作。以印度為例來説，在2002~2010年期間，印度經歷了一波投資熱潮，基礎設施投資佔GDP的比例從2002年的2%到了2010年的8%。2010年後，私人部門退出了基建投資，基建投資與GDP的比例也隨之下降。印度人口僅次於中國，未來將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而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30%，將有數億人口面臨城市化。在亞洲區域範圍內，印度向來與中國有合作，但更有競爭。亞投行確定的投資重點是交通、能源、城市、農村等方向，這都是印度等亞洲國家所急需的。作為亞投行最大的股東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資格獲得亞投行的貸款項目支援，但亞投行成立後，中方表示，倡建亞投行的首要目的和優先重點不是支援中國的國內項目，並指出這一決定主要是考慮到本地區基礎設施發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國家較多。明確承諾暫不申請從亞投行貸款，這種姿態就將競爭最小化，體現了中國作為發起國對於機構影響力的長遠追求。

　　大國經濟外交，實用主義是基礎，因此對於成員國（經濟體）利益的關注，是多邊機構得以發起、創立並有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俄羅斯“脫歐入亞”，以域內身份加入亞投行，就是希望能讓俄羅斯亞洲落後部分的基礎設施項目獲得資金來源。中國已成為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及最大海外投資國。南韓主流媒體《中央日報》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從國家利益的層面考慮，我們沒有理由不加入，因此南韓不理會美國的阻止，選擇加入亞投行。德國參與歐亞大陸大型實體經濟投資建設項目，這對於德國提高勞動生産率、走出經濟增長緩慢現狀，是一條重要的出路。未來，亞投行的成功離不開股東的支援，股東的支援力度又折射出這些利益的滿足程度。當然不同利益主體的平衡程度是其中重要方面。

　　大國經濟外交，包容與溝通是基本的手段。亞投行在發起動議後，共舉辦了八次談判代表會議。2015年11月3~4日，第八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審議了亞投行2016年業務規劃及預算、公共資訊臨時政策、環境與社會框架、開業準備等一系列文件草案，掃平了成立亞投行一切障礙。亞投行的發起、籌建與成立，一直比較正面，這與多次、多類談判溝通，持續公開各階段、各方面談判進展都有極大的關係。

　　亞投行成立，未來的道路並不平坦。比如日、美並未加入亞投行，這可能會影響到對亞投行的評級。未來，關於“中國獨大”“挑戰現有秩序”，指責中國搞“戰略算計”“不夠透明”等等言論，還會以新的概念出現。如何應對這些，亞投行面臨著更多的挑戰。美國是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大的股東，因此世行、國際貨幣組織體現了美國的治理能力。亞投行亦然，它體現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能力。亞投行的成長，就是中國的成長。

　　（作者係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學術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