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網15日發表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的於時語撰寫的題為《特朗普和美國共和黨內的“階級鬥爭”》的文章。文章説，美國房地産大亨兼娛樂明星唐納德·特朗普去年作為共和黨人正式參選總統，原先一直被看成是“體制外”人士的玩票攪局，並無太多實際當選可能。特朗普本人也持續發表各種“政治不正確”言論，招來兩黨主流政客一致討伐。可是特朗普卻在共和黨初選選民民調中一直穩居第一，支援率超過4成。據美國有線電視網調查，到年底，共和黨選民中對特朗普有正面觀感的居然達到71%。這一原來被許多美國上層精英視為政治小丑的大亨，越來越有可能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這一可能的政治現實，日益引起共和黨上層精英的深刻擔慮甚至恐慌。例如右翼大牌論客喬治·威爾和邁克爾·格爾森（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的撰稿人）都發出警告：如果特朗普獲得總統提名，共和黨會出現“黨將不黨”的局面。或者以《紐約時報》1月9日一篇頭版報道的説法，共和黨會發生“長期分裂”。

　　民望次於特朗普的另一共和黨候選人克魯茲，也是被共和黨上層厭惡的民粹主義領袖。至今為止，沒有一名共和黨籍州長或參議員出面支援這兩個“體制外”候選人，可見共和黨主流政客的態度。

　　共和黨目前的困境和危機，一言以蔽之，代表了一場黨內的“階級鬥爭”：長期主導共和黨的華爾街和企業界金權精英，面臨來自共和黨草根底層階級的“造反”。這場“階級鬥爭”也意味自從美國前總統裏根以來，共和黨動員利用白人中下階層的政治戰略難以為繼。

　　這裡，不能不提到美國學者弗蘭克2004年出版的暢銷書《堪薩斯州是怎麼回事？》。該書的基本論點，是共和黨利用文化、宗教、種族等“價值”議題，諸如墮胎、同性戀、持槍權等等，從民主黨那裏奪得白人中下階層，使得他們違背自身經濟利益，投票支援共和黨。各種社會調查表明，這些中下階層白人日益成為共和黨的草根中堅。

　　在華爾街和企業界的主導下，共和黨長期以來的主流方針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減少稅收、放鬆管制、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等等，並且睜眼閉眼地放任“非法移民”現象。這些政策的主要獲益者是資方和富有階層。而美國的勞工尤其是低教育藍領階層，實在是最大的輸家。

　　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全球化之下，美國資本充分利用海外便宜的勞工，輸出就業和職位，使得原先藍領製造業職位大量流失，剩下的也受到巨大的成本壓力，工資停滯或者下降。美國GDP中的勞工成分不斷減少，是個明證。

　　再以表面上帶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色彩的反“非法移民”運動。這裡的事實，是這些“非法移民”為上層階級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尤其為美國企業界提供了充沛的廉價勞力，而嚴重壓制了美國自身低教育藍領階層的工資和就業機會。例如研究表明：1980年至2000年間，墨西哥和南美合法和非法移民，導致美國勞工總收入減少了3.7%，而且主要集中在低教育藍領行業，使得他們實際收入減少遠超一成。再如2011年夏，亞拉巴馬州採納極端措施驅逐非法移民後，州內失業率相對鄰州出現顯著下降。

　　固然在美國低教育藍領階層中，少數民族比例超常，這一勞工群體的主體畢竟還是白人。特朗普掀起的民粹主義旋風，因此反映了這一中下階層白人群體的政治覺醒。所謂的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其實代表了重大的經濟利益，説明中下層白人開始公開爭取自身的權益，不再盲目附和共和黨上層金權。

　　這場明顯的黨內“階級鬥爭”，成為共和黨內部凝聚力和未來方向的極大挑戰。鋻於美國人口組成的演變，共和黨必須在白人草根之外，擴大對少數民族尤其拉美裔的吸引力。所以娶了墨西哥太太的傑布·布希，原來是華爾街和企業界大佬最中意的下屆總統候選人。但是藍領白人群體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造反”，使得共和黨上層精英與下層草根階層之間出現巨大裂痕。這説明瞭金權影響力的自然極限，也是美國民主制度的良性現象。但是，這難免導致美國內政及外交政策的深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