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2016年“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切中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要害問題，對於提高我國經濟發展中供給側的品質和效率，提高投資效率和持續增長的動力，改善經濟結構和社會生産力整體水準極為必要。目前我國企業杠桿率過高，既降低了其去産能、去庫存、補短板的能力，又增加了完成這五大任務的金融風險。與此同時，要解決供給側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諸多問題，實現“中國製造2025”計劃等，無一不需要有雄厚的産業資本支撐。因此，筆者認為以增加産業資本投入的方式“去杠桿”，是完成這五大任務的關鍵。

　　負債—權益比反映了借入資金與自有資本的對比關係，關注的是企業的財務風險。比率越低，説明企業自有資本充足、償債能力強，是財務狀況良好的表現。近十年來，我國企業的負債—權益比逐年增加，2005年為1.38，2014年已達1.6。但在我國企業運營和各種投資研究分析中，無論是企業還是投資者都格外關注資産—權益比（即總資産與權益資本的對比關係），都希望企業通過提高杠桿率來擴大資産運營獲取更多的利潤。這也由此導致了我國企業杠桿率偏高、財務狀況惡化、金融風險增加。據估算，2014年我國企業負債率為115%，2015年第三季度已經攀升至125%，而OECD國家平均為90%。因此，在企業去杠桿的過程中，更應該重視負債—權益比，將著力點放在提高企業的權益資本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降低企業的財務風險和金融業的信用風險。

　　目前，我國企業過高的負債—權益比導致了諸多嚴重問題。第一，企業利息負擔沉重，融資成本居高不下。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15年三季度末，我國各類企業貸款加上居民個體的經營性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等，存量逾112.32萬億元。若按平均5.5%的年利率計算，也需要支付6.2萬億元的利息。如此巨量的負債和高昂的利息負擔，使企業不堪重負。而問題的要害在於，近年來我國企業的平均凈利潤率已經從2005年的12%逐年下降為2014年的7.2%！企業杠桿上升太快，不斷攀高的財務費用吞噬了企業利潤，顯然這種財務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第二，企業償債能力脆弱，“借新還舊”比例不斷提高，2014年企業發行的信用債券中60%是用來還本付息的。無論是受到經濟下行、市場波動等宏觀經濟的衝擊，還是受企業自身經營受挫的影響，即刻反映為償債能力下降、信用風險上升，這也是近期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大幅攀升的原因。第三，企業對外部融資的依賴性太高，財務管理喪失了主動性，新項目能否開工主要取決於能否獲得外部融資，企業經營管理的風險加大。

　　如果企業負債—權益比繼續攀升，不僅會帶來企業經營日益困難和活力下降的問題，根本無力去調整經濟結構和增強供給能力，同時償債能力下降也會引發局部性甚至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企業因債務危機破産而引發的失業等社會問題也會凸顯。因此，降低企業負債—權益比勢在必行。其措施無非兩條：一是在分子上控制負債總量；二是在分母上增加權益資本。但在保增長和求穩定的經濟社會目標約束下，企業去杠桿主要的出路應該放在補充權益資本上。這就需要採取多種政策措施，鼓勵引導各種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增加企業的權益資本。目前來看，至少需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增加産業資本的收益。在目前經濟下行和企業發展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比較可行的是政府一方面通過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産業政策等手段，調節不同類別的資本收益，重點是相對降低金融資本的收益率；同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尤其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和股權融資的成本，抑制影子銀行、網際網路金融和民間借貸的高利率，讓利於企業。另一方面，通過推進完善相應的制度和改革行政管理，為企業增強活力和盈利能力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經營氛圍。只有提高産業資本的回報率，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資金投入到企業成為權益資本，才能激發企業增加內源資本積累的積極性。

　　其次，優化産業資本投入的渠道。在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過程中，不應將重點放在股票的二級流通市場，而應優先發展股票的一級發行市場，強化股市籌集資本的基本功能，為企業發行各類股票、股權重組、債轉股等股權籌資提供便利條件並降低籌資費用，增加産業資本的形成能力。

　　最後，著力培養理性的長期投資者。股票的資本收益本來應該以長期分享企業利潤的股利為主，而非依靠短期炒股獲取的價差收益。因此，在股票市場上，真正的理性投資者是那些具有健康的投資理念和良好的投資心態，不求炒股追逐暴利，只要略高於長期債權收益的股利回報者。因此，改善投資者結構的重點並不在於是散戶為主還是機構為主，只有尊重産業資本的貢獻和企業發展創造的價值，鼓勵並培育大批真正的理性投資者，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股市投機炒作、追逐價差暴利的戾氣，形成風清氣正的股市氛圍，才能使産業資本有源源不斷的投入，進而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財務結構，降低信用風險並增強發展後勁。（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