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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保衛:亦師亦友——我與甘惜分老師半世紀的師生情緣

  • 發佈時間:2016-01-10 11:17:28  來源:中國網財經  作者:鄭保衛  責任編輯:張少雷

  本期文章

  亦師亦友:我與甘惜分老師半世紀的師生情緣

  作者:鄭保衛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史論部教授

  編者按

  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新聞學泰斗,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奠基人甘惜分先生於2016年1月8日22:55逝世,享年100歲。

  去年,甘惜分教授的博士弟子鄭保衛教授在《新聞愛好者》第三期發表了為甘老百歲壽辰所作的文章——《亦師亦友:我與甘惜分老師半世紀的師生情緣》。經鄭保衛老師授權,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史論部微信公共平臺特轉載此文,追思甘老。

  甘惜分教授在“甘惜分教授新聞思想研討會暨百歲壽辰慶典”會議上發言(2015.4.26)

  正文:

  誕生於 1916 年的甘惜分老師今年迎來了他的百歲之年,作為他的學生,我在衷心祝福他健康長壽的同時,自然會回顧起與他的交往和友誼,感念他所給予的關愛和幫助。

  我從 1964 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成為甘老師的學生,迄今已整整 50 年了。特別是後來我又在 1978 年成為他首批招收的兩個研究生之一(另一個是童兵),2003 年我又作為引進人才回母校任教從而成了他的同事,可以説在他教過的學生中,我是同他始終保持交往,而且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尤其是後來,隨著交往的加深,我們常常會像朋友那樣傾心交談,因此,在我的記憶中,我與甘老師之間亦師亦友,有著許多特殊的經歷和獨特的故事。

  敬重的師長

  1978 年大學恢復招生,我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個專業是 1973 年人大停辦後,新聞系成建制地併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建立的。後來人大復校,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要回歸人大新聞系,我們被北京大學錄取的研究生也跟著老師們一起回到了復校後的人民大學。

  在闊別 8 年之後,我重新回到母校,成為人大首屆 108 名研究生中的一員。因為新聞理論考試成績好,我被甘老師收為研究生,從此開始了我同甘老師第二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交往時期。而這段經歷也使得甘老師成為我學術人生中最敬重,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師。

  入學後,甘老師給我和童兵確定的具體研究方向是 " 馬克思恩格斯新聞理論與實踐 "。他交給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 卷,並要求我們在此基礎上梳理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報刊活動與新聞觀點。他告訴我們,研究新聞學一定要打好理論基礎,而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全面掌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甘老師的這一安排可以説使我終身受益無窮。

  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那時候,我們幾乎每天的活動空間都是宿舍—教室—圖書館一條線。我們沒白沒黑地日夜讀書、做卡片,整理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報刊活動和新聞觀點。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好不容易快要讀完了,甘老師又告訴我們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後 11 卷中央編譯局已經譯完,他已聯繫好,讓我們繼續去通讀。就這樣,我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50 卷通覽了一遍,做了幾千張卡片,最後整理成 40 萬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報刊活動年表》(後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年表形式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報刊活動和新聞觀點的著作。

  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但使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報刊活動與新聞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學到了知識,增強了理論修養,而且使我們領略了他們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們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穫和提高,同時也培養了我們的研究興趣,使得 " 馬克思恩格斯報刊實踐與新聞思想 " 成為我們後來一直堅持的研究方向。

  記得讀研期間,甘老師還特別重視讓我們的學習能夠做到理論聯繫實際,他鼓勵我們到新聞媒體去調查、學習。1980 年,他帶我和童兵前往蘭州參加學術研討會,讓我們向到會的媒體領導和資深記者、編輯學習,並安排我們沿途到甘肅日報、寧夏日報、陜西日報、河南日報、河北日報去考察學習。這對我們及時了解改革開放初期新聞界的改革狀況,鞏固我們在學校裏所學到的知識幫助很大,不僅使我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也使我們了解到了當時新聞界的真實狀況,因而能夠用所學的新聞理論知識去思考一些深層次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1981 年 10 月,我完成了學位論文答辯,3 年的學習生活就要結束了。當時畢業分配有幾種選擇:一是到新聞媒體做業務;二是去中央機關從政;三是到新聞院校搞教學和科研。我最終選擇了第三條路,而促使我作出這一選擇的正是甘老師。當我向他徵求對我畢業分配去向的意見時,他不假思索地對我説:" 你都 30 多歲了,學的又是新聞理論,再去當記者已經沒有多大意義,還是搞新聞理論教學和研究好。" 我自己也想,當記者只是自己去實現新聞理想,當教師則可以幫助成百上千的學生去圓 " 新聞夢 "。因此,最後我選擇了到大學教書,邁上了新聞教育的講臺。

  迄今為止 30 多年來,我先後在國際政治學院、中國新聞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可以説一直耕耘在新聞教育的園地裏,先後教過的學生有數千人,並且培養了百餘名碩士、博士、博士後和高校訪學老師。能夠攬天下英才而教之育之,真是人世間最開心和愜意的一件事,這使我深深體會到了當老師的自豪與幸福!我常常想,我之所以在新聞教育和學術研究領域能夠取得一些成績和進步,甘老師作為引路人的作用至關重要。

  相知的朋友

  研究生畢業後的這些年裏,我每年都會抽出時間去看望甘老師,向他彙報工作和思想,同時也向他介紹高校和新聞界的一些新情況。他有時也會主動打電話給我:" 保衛,你來陪我坐坐,我悶了。" 接到電話,我會儘快地趕過去同甘老師見面,有時我也讓我的博士生去看望甘老師。同學們去拜望 " 師爺 ",回來一個個都興奮不已,説甘老師如何平易近人,更讓他們高興的是甘老師還會送他們自己書寫好的字幅,讓他們好不激動!

  因為和甘老師交往的時間長,而且深,所以甘老師常常會跟我開懷暢談,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他把他對時局和新聞界的看法跟我交流,把他的苦惱和思考同我探討,我也會直率地向他坦誠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我們相互間是師生,更像是相知的朋友。

  有年元旦我去看他,他一臉惆悵地拉著我的手對我説:" 保衛,我這一生中有一個遺憾看來是無法彌補了。" 我猜到了他説的是什麼,但我還是問他:"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會讓你這麼遺憾呢?" 他非常認真地説:" 保衛,我和王中先生的誤解一直沒能夠消除,而他現在已經故去,這不成終生遺憾了嗎?"

  甘老師同王中老師曾經有過一段學術恩怨,1957 年王中老師因為其撰述的《新聞學原理大綱》中的一些觀點,如主張報紙有商品屬性,新聞要講趣味性等,被質疑,當時甘老師也曾寫過批判文章。對此甘老師多少年來一直心懷愧疚,但是始終沒有機會向王中老師表達。

  1980 年,甘老師帶著還在讀研的我和童兵一起去蘭州參加學術研討會,王中老師也帶著他的研究生李良榮參加會議,甘老師知道後,主動讓我們去聯繫王中老師,希望能夠借此機會見個面。我們向王中老師轉達了甘老師的心意後,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就這樣,兩位老先生在蘭州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兩人不計前嫌,握手言和,我們作為學生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心裏真是高興!

  研討會結束,甘肅省記協邀請兩位老先生作學術報告,頭一場是甘老師講,後面是王中老師講,王中老師在報告中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甘老師的一些觀點。看來作為個人關係,兩位老先生可以消除舊怨,實現和解,但是作為學者在學術上的爭議和分歧是很難一時消弭的。

  後來 1986 年在南京大學舉行的全國新聞理論教學研討會上,兩位老先生又有了一次見面的機會,可是當時王中老師已經腿腳不便,他是坐著輪椅參加會議的,兩位老先生也沒能夠單獨交談。就這樣,兩位老人有些話始終憋在心裏,沒有合適的機會作一些深入的交流。

  我勸甘老師説:" 王中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了,我想他如果還在世,看到你後來的思想變化,也會對你表示理解的。"

  我説的思想變化,指的是改革開放以後甘老師通過對以往我國新聞工作和新聞理論研究中所存在問題的反思,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如強調要堅持 " 一個方向,多種聲音 ",即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允許多種聲音並存;要多站在人民的立場考慮問題,多為人民説話;要重視並加強輿論監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要堅持實事求是講真話,不要對人民説假話、空話;等等。

  有段時間,有人曾對甘老師觀點的變化提出非議,認為這有點像某些 " 風派 " 人物的做法。我則認為,我跟了甘老師那麼多年,知道他的許多新觀點都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甘老師自己也説,過去他主要站在黨和政府的立場觀察和思考問題,而現在他更多的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觀察和思考問題。由於觀察事物視角的變化,或是隨著事物或形勢的發展變化,理論觀點上發生一些變化,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由此,我又想起來就在當年甘老師寫文章批判王中先生不久,1960 年甘老師在人民大學也受到了批判,原因是他堅持認為新聞不能光講 " 政治性 ",還要講其他一些屬性如新聞性等。我感覺甘老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崇尚真理,始終把追求真理作為自己的信條,他願意説真話,即使有些話不符合潮流,他也要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而且他也願意承認並糾正自己學術研究中一些過時了的或是説錯了的觀點。

  記得 1986 年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全國新聞理論教學研討會上,一位年輕老師在會上説:" 甘老師,我們很敬重您,新聞理論課用的是您的《新聞理論基礎》一書,但是我們對您書中所使用的新聞定義不大贊同,您能不能修改一下您的定義?" 甘老師當場起立發言,表示接受意見,對新聞定義作重新思考和修改。

  這位老師所説的甘老師的新聞定義,就是他書中所提出的 " 新聞是報道或評述最新的重要事實以影響輿論的特殊手段 " 這個定義。這是他 1978 年在給我們第一屆幾個研究生上新聞理論課時提出來的。他當時説,他考慮了很久,陸定一的定義不夠嚴謹,傾向性不明顯,他認為,新聞除了報道事實之外還要評述事實,而且要影響輿論,於是他提出了這個定義。應當説,他的這個考慮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他把定義最後落定在 " 特殊手段 " 上,我們幾個研究生都表示不贊同,但他還是將其寫進了他的《新聞理論基礎》一書中。這次他能夠當著那麼多後生晚輩年輕老師的面表示願意對新聞定義作修改,這是需要有一種勇氣的。當時全場與會者以熱烈的掌聲對甘老師的做法表示讚賞,同時也表達敬意。

  這些年,年過 90 歲的甘老師給人以越老越有朝氣、越老越有活力的感覺。他不止一次地表示:" 我只要活著,就要看書,就要寫作,就要思考問題。" 他還説:" 戰士戰死在疆場是光榮的,學者倒斃在書齋也是光榮的。如果哪一天我在書桌前看書閉上眼沒有醒來,那是光榮的。" 我們給他過完 90 歲生日後,他説他要活到百歲,而臨近百歲時他又説他要爭取活到 120 歲。總之,他要跟命運挑戰,要和時間賽跑。

  今年元旦前夕,我去看望甘老師,祝賀他迎來百歲之年,他對我説:" 保衛,我老了,近來感覺記性越來越差。" 我對他説:" 我都 70 歲了,你 100 歲了要是還不説老,那誰還敢説自己老啊!" 他哈哈大笑,笑得是那麼天真,看得出還帶著一絲靦腆。

  臨別時他贈我一幅字,上書 " 立足中國土 請教馬克思 ",我知道他是希望我這個已經進入古稀之年的人,依然能夠立足中國國情,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向在新聞教學與科研的路上繼續前行。

  記下上述文字,算是我對自己同甘老師半世紀師生情緣的一個回顧。我真慶倖在自己的人生經歷中能夠遇到這樣一位亦師亦友的老師,慶倖自己能夠同他保持這麼長的友誼,能夠不斷聽到他的教誨,看到他那童真般的笑容,能夠領略他的睿智,感受他的大氣!我衷心祝願甘老師能更加健康長壽,朝著他自己確定的 120 歲的生命目標邁進!(本文原載于《新聞愛好者》2015 年第三期 經作者授權發表。)

  相關連結:鄭保衛在第八屆中國新聞學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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