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微信公眾號 央視財經

　　一、中央首提“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鮮表述，通過我國最高級別的“三農”會議，今天首度進入公眾視野。

　　會議強調，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使農産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品質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産品有效供給。

　　2015年3月10日，在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龍門鄉青龍場村白夥聚居點拍攝的新居。新華社記者 薛玉斌 攝

　　“中央提出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謂抓住了現階段我國農業發展的關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認為，當前我國主要農産品已從過去的供需緊張狀態轉向緊平衡狀態，部分品種還出現了結構性過剩局面，如果不進行供給端的結構改革，就難以應對“兩個天花板”雙重擠壓，無法緩解糧食産量、庫存量、進口量“三量齊增”的局面。

　　當前，我國農業生産面臨農産品價格“天花板”封頂、生産成本“地板”抬升、資源環境“硬約束”加劇等新挑戰，迫切需要加快結構性改革，轉變生産經營方式。

　　“一方面，我國農産品中低端供給較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農産品供給又明顯不足。”中國農科院農經所研究員蔣和平認為，從供給側角度推動我國農業發展，關鍵是要將農業生産由數量為主，逐步轉向數量品質並重上來，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滿足消費者需求。

　　2015年4月20日，在江西省南豐縣太和鎮杭山村一處獺兔養殖基地內，養殖人員在查看獺兔生長情況。新華社記者 陳子夏攝

　　當然，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意味著要放鬆糧食生産。會議明確提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底線，要保稻穀、小麥等口糧，保耕地、保産能，保主産區特別是核心産區的糧食生産，確保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二、農業生産也要“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

　　“去庫存”“降成本”，這些更多用於工業領域的詞語，這次也集中出現在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

　　會議提出，當前，要高度重視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加快消化過大的農産品庫存量，加快糧食加工轉化；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減少化肥農藥不合理使用、開展社會化服務等，降低生産成本，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等農業供給的薄弱環節，增加市場緊缺農産品的生産。

　　分析人士認為，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切中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農業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人口大國而言，一定規模的糧食儲備必可不少。但如果庫存過多，就會影響糧價的合理走勢，而超量的存儲規模還會加重財政負擔。”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總農經師矯江説。

　　2015年6月4日在山東省滕州市西崗鎮拍攝的小麥。新華社記者 郭緒雷 攝

　　“生産成本高企已成為我國糧食生産中的一大頑疾，進一步加劇國內外糧價倒挂形勢，長此以往，將危及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國祥説。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農田水利建設、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等仍存在一定差距，成為制約農業發展的短板，農業要強，短板必須補齊。”蔣和平説。

　　三、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將獲更多政策“關照”

　　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農業支援政策要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

　　“支援政策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這是推進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必然要求。種糧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適度規模經營主體，一般素質較高，對市場比較敏感，對科技創新接受能力較強，在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方面比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具有明顯優勢，能夠更好地在農業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引領作用。”李國祥説。

　　2015年4月19日，菜農在江西省南豐縣青源生態農業基地採摘空心菜。新華社記者 陳子夏 攝

　　“不過，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新型經營主體對資金週轉、抵押擔保等需求也會相應提高。在這些方面，新型經營主體更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可以預期，更多惠農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經營主體轉變。”李國祥説。

　　四、完善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

　　會議提出，要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為農業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

　　價格是調節農産品供求最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國對稻穀、小麥兩大口糧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對玉米實行臨時收儲制度，同時開展對新疆棉花、東北和內蒙古大豆的目標價格補貼試點，這些政策對促進農業增産和農民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市場變化，現行政策有必要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

　　“最低價也好，臨儲價也好，一定程度上是把價格和補貼合在一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將來要推進價格和補貼分開，價格主要由市場形成，如果市價過低，政府採取適當的政策直接補貼農民。

　　2015年12月22日，福建省福清市洋梓村村民在承包田裏管理蔬菜。新華社記者 張國俊 攝

　　“長期以來，我國農産品價格政策把‘保供給’和‘保收益’兩個目標不加區分、合為一體。”程國強認為，要按照“橋歸橋”、“路歸路”原則，對兩個目標分而治之，實施價補分離。一方面，退出糧價政策的“保收益”功能，將其回歸到“解決農民賣糧難”的設計初衷，消除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影響。另一方面，通過直接補貼措施來“保收益”。

　　五、財政投入“力度不減、總量有增、結構有調”

　　會議強調，優先保障財政對農業農村投入，確保力度不減弱、總量有增加。

　　“農業是基礎産業，推進農業現代化、破解農業農村發展中的難題，都需要財政的有力支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認為，會議提出財政投入力度不減、總量增加，表明瞭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

　　會議同時提出，要加大涉農資金的整合力度，發揮財政投入對結構性改革的引導作用，撬動更多社會資金投入農業農村。

　　2015年10月15日，寧夏中衛市沙坡頭區東園鎮群眾在修整溝渠。新華社記者 李然 攝

　　對此李國祥認為，近年來，各級財政一直把農業農村作為財政支出的優先領域重點支援，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但資金使用存在多頭管理、“撒胡椒面”等問題，支農效率有待提高。

　　“根據會議精神，可以預見，下一步財政支農將在優化存量上做文章，在結構上進一步優化，涉農項目、涉農資金有望進一步整合，形成合力用於‘三農’薄弱環節。”葉興慶説。

　　來源：央視財經（ID：cctvyscj）、新華網（ID：newsxinhua)、新華全媒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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