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徵管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內容，也是一項基礎性的能力。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化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既指明瞭現行稅收徵管體制改革的走向，又從國家治理角度出發，為強化稅收徵管能力提出了實施方案。

　　首先，《方案》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強化稅收徵管能力。稅收在國家治理中具有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是國家的“錢袋子”。稅收徵管是“執法”的過程，是體現稅法民意的過程；稅收徵管能力體現了稅法實施能力，也是體現稅收政策，實現政策目標的能力。沒有強有力的稅收徵管能力，稅收政策目標難以實現，徵納關係難以和諧，稅法稅制難以落地，國家治理也會落空。從這個意義上看，稅收徵管能力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通過國地稅徵管體制的改革，提升稅收徵管能力，也就等於增強了國家治理的能力。

　　稅收一頭連著國家，一頭連著納稅人。隨著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國地稅之間的稅種劃分、收入歸屬及職責界定將更加明晰。國家這一頭，“分”愈發顯性化、清晰化，按照《方案》的要求，改革到位後，一個稅種或一個稅目由一家稅務機關徵收，解決交叉重復徵管的問題。而在納稅人一頭，“合”的傾向更明顯，辦稅變成一個平臺。面對納稅人，一個平臺，靠的是國地稅兩個機構之間的分工合作協調。徵稅分，納稅合，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充分利用資訊技術，在國地稅之間實現資訊耦合、互通共用。《方案》站在國家治理高度，提出了“資訊高度聚合”並且“發揮稅收大數據服務國家治理的作用”。

　　其次，《方案》以風險管理為導向，推動稅收徵管體制創新。隨著稅收徵管逐步側重於納稅人自主申報，稅收徵管的重心也日漸轉向風險管理。從管理對象看，對企業納稅人實行重點稅源管理，提高大企業稅收管理層級，在涉稅基礎事項屬地管理的前提下，可把大企業稅收風險分析等事項提升至稅務總局和省級稅務局，對個體納稅人構建以高收入者為重點的自然人稅收管理體系。從管理內容看，稅收徵管工作的重心將轉移到後臺，進行稅源與稅收能力的監控、分析、預測、決策，強化納稅諮詢服務，強化風險識別和取證，實現“前臺一家受理、後臺分別處理、限時辦結反饋”。前臺變後臺，意味著稅收徵管的內容、組織與崗位職責都將重新定位和調整；從管理形式看，以“網際網路+稅務”為行動綱要，將逐漸形成稅收管理的新範式。在數據融合和共用上，政府具有先天優勢，融入大數據思維是大勢所趨，稅收徵管的流程將變為“收集數據—量化分析—找出相關關係—優化方案”的事前主動模式。

　　第三，《方案》提出完善制度基礎設施，構建和諧的徵納關係。稅收徵管是現代稅收制度的基礎設施，好比地下管廊和公共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具有基礎性、系統性、全局性特徵。制度基礎設施不完備，再好的制度也會出現功能殘缺。從這個角度看，《方案》的出臺具有長期性和整體性意義，為現代稅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條件。

　　長期以來，我們重視稅收制度，而忽視徵管制度，二者是不匹配的。稅收徵管長期以稅收執法為出發點，稅收徵管的核心是徵稅人，而不是納稅人，這與國際主流趨勢相違背，與稅收實踐不適應。稅收徵管的最終指向是納稅人，目前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是：通過稅收剛性執法和優化納稅服務來增強納稅人納稅的自覺性，提高全社會的稅法遵從度。如果按照老的做法一味強調稅收執法的權威性，忽略納稅人的心理感受，徵納關係將會受到損害，必將加大稅收風險。我國稅收制度基礎設施長期缺失，其中突出表現在納稅服務理念上，造成徵稅人與納稅人關係演變為“貓鼠”關係，稅收風險不斷加大。就此而言，這次出臺的《方案》極具針對性，是對稅收制度基礎設施的重構，以納稅人為中心，便利納稅人和優化納稅服務。最大限度規範納稅人，最大限度便利納稅人，推出了涉及“簡政放權”“便民辦稅”等在內的系列“組合拳”，共計27項創新服務舉措。

　　稅收徵管內化于管理結構，外化于納稅服務。徵納關係和諧了，稅收徵管能力也就提升了，國家治理的風險也就降低了。

　　（作者係財政部財科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