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新聞進行到底

　　文·本報記者 許 茜

　　涉及南韓110所大學179位教授的大規模“換皮出書”事件引得輿論譁然。據韓聯社消息，涉事學者于12月14日被提起公訴，其中不乏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知名學府教授。檢方以違反《著作權法》和妨礙工作罪名起訴74名教授，並以簡易程式起訴105名教授，要求法院判處1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5萬元）的罰金。據南韓高校有不成文的規定，不得續聘被判處3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6萬元）以上罰金的教授，因此，如罪名成立，或將引發南韓史上最大規模的教授“下課潮”。

　　韓聯社報道稱，此次被訴教授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進行書籍造假，只更換舊書封面加上自己的名字就重新出版，或直接取而代之；有的則對書名稍作改動冒充新書。世界範圍來看，學術不端事件雖時有發生，但如此涉及人數之多、性質之惡劣的極端案例實屬罕見。

　　在南韓，大學教授數量相對較少，他們享有極高的社會名望。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頭頂光環的學者走到這一步呢？

　　“換皮出書”的原因 晉陞誘惑下的“鋌而走險”

　　梁榮華就職于東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長期從事南韓高等教育研究工作。12月19日，他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釀成此次學術醜聞最直接的原因在於南韓大學教師業績評價制度本身。“南韓大學教師業績評價制度最初是1986年在浦項工科大學開始示範實施，上世紀90年代中期推廣至全國絕大多數的四年制大學，業績評價制度主要包括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個維度，在發展的過程中研究維度所受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對大學教師研究業績的量化評價，與教師的續聘、晉陞、報酬等息息相關，大學教師普遍反映壓力很大。”

　　與我國類似，論文發表數量也是南韓研究業績的評定指標之一。漢陽大學化學工程系教授裴永燦（音譯）15日在接受南韓CBS電臺一檔新聞訪談類節目採訪時談到，助教若想升至副教授、或副教授升至教授，南韓高校有一套評分標準衡量其研究業績，只有達到了相應分數，才能具備職稱晉陞資格。一般來説，在南韓KCI（類似南韓核心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可獲得3分。如若單憑論文分數不夠，還可以採用出版著作的方法補足，只要出版一本200頁以上的著作就可以取得5分。然而，要寫出一篇足以在KCI上發表的理工類論文，從開始的準備、再到試驗、分析、評價，一般至少要花費一年時間才可完成。但如果以特殊手段“出書”的話，作者就可以輕輕鬆鬆地獲得在期刊刊發一篇論文近兩倍的分數。所以，雖然“換皮出書”一旦被發現後果十分嚴重，可面對升職誘惑，一些南韓學者仍舊“鋌而走險”。

　　學者為何“裝聾作啞” 一個保守了30年的“秘密”

　　據南韓《亞洲經濟》報道稱，自上世紀80年代起，南韓出版界就開始盛行“換皮出書”，持續了30年之久，早已是公開的“秘密”。這麼長時間，如此“顯而易見”的手法，難道就沒有人發現嗎？

　　此次涉事的著作均為理工類教科書，大多數讀者很難接觸到，只有身處該學術領域的學者或出版方才可能發現其中“關竅”，而共同利益和“人情世故”卻將他們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對於出版方而言，據《亞洲經濟》報道稱，“換皮出書”的出版成本極低，一方面可以清理庫存；另一方面，據部分被訴教授供述，出一本假書後，就會被出版社抓住出假書的把柄，迫使他們無法再通過其他出版社出書。而南韓的學者，裴永燦在採訪中坦言，即便是有人剽竊、篡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作者也會採取低調處理或假裝不知道的態度，加之可獲得再版版稅，所以大多數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學者們為何會“裝聾作啞”？梁榮華向記者解釋，南韓太小，堅持多年在某一學科領域長期工作的教授們即便互相不認識，提到名字基本也都有印象，發現有人竊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好意思撕破臉。而這一集體沉默的根源，在梁榮華看來，則在於南韓是一個強調集體主義觀念和人情關係的社會，正是這樣的一種國情和文化方式，為學術不端事件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任翔是北京外國語大學韓語系資深教師，在韓生活工作多年，對於南韓學術圈的“人情世故”深有體會。他向記者介紹，南韓注重人際和圈子的國情在學術界則表現為，學者若希望得到業界認可，就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維繫所在學術陣營的人際關係。“沒有加入某個學術領域組織，進入這樣的體系，若想成為佼佼者，即便個人能力突出，也很難有出頭之日。所以，南韓教授非常熱衷於組織各種學術活動，在活動中發展、培養自己的人脈關係。”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互惠互利”似乎成為學者們唯一的選擇，揭發造假無異於斷送自己的職業生涯。

　　“雷聲大雨點兒小”

　　監管缺位織就的“保護網”

　　此外，梁榮華認為，針對學術不端行為南韓也沒有進行專門立法，更不涉及刑事問題，也暴露了在法制建設上存在漏洞。比如這次的“換皮出書”事件和2005年轟動一時的黃禹錫學術造假事件，最終進入司法程式並不會過多涉及關於學術造假的指控。學術不端行為在南韓仍屬於倫理道德範疇，強調尊重和認同他人的原創性研究成果是學者必須具備的基本倫理。

　　缺少法律的監督，僅靠道德的約束已不足以應對如今積重難返的局面。近年來，南韓學術不端事件頻發，僅今年下半年就至少有三起學術不端事件引發了社會的關注，包括7月份旅美南韓科研人員韓東杓學術成果造假、近期的南韓“天才少年”宋裕根涉嫌論文剽竊和此次179名教授“換皮出書”。頻率之高，令人瞠目。雖然在南韓針對學術不端問題設有調查委員會、研究真實性委員會、教師人事委員會三個專門的組織，但整個調查過程要經歷一年之久，到最後就成了“雷聲大雨點小”，懲戒偏軟恰恰促成了今天南韓學術造假之風蔓延。

　　談及如何才能緩解或徹底根治學術不端，梁榮華認為南韓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都有許多可改進之處。從宏觀層面來看，針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立法或制定可操作性更強的整治措施，開展有效監管；加強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宣傳力度，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從微觀層面來看，主張學者自律，抵制學術不端行為；加強學術規範教育，尤其像西方一些大學學習，至少開設一學期或一學年的有關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方面的課程，加強對未來研究者在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方面的教育等等。

　　——延伸閱讀——

　　南韓“天才少年”涉嫌論文剽竊

　　就在此次事件曝光前不久，南韓17歲“天才少年”宋裕根涉嫌論文剽竊，更讓南韓社會震驚。據報道，宋裕根6歲時就能解答大學水準的微積分問題，他在9個月內學完了大學以前的全部課程並通過考試，8歲即成為一名大學生。2009年，宋裕根開始攻讀碩博連讀課程，最早可于2016年獲得博士學位，從而成為南韓最年輕的博士。然而就在上個月，國際學術期刊《天體物理學報》宣佈，宋裕根以黑洞磁場為主題的論文“涉嫌剽竊”，取消了其刊登資格。

　　宋裕根論文的指導教授、南韓天文和宇宙科學研究院前院長樸碩事後對南韓媒體解釋説：“他只是引用了我13年前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部分內容，沒覺得有什麼問題，所以沒有註明是引用，這是一個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