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過的北京市“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表述首次出現在決議裏，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該建議提出，北京人口要實現到2020年比2014年下降15%左右的目標，必須堅持“疏 ”、“堵”並重，要重視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的水準，強化人口調控工作責任制，儘早實現人口由增到減的拐點，確保實現人口調控目標要求。

　　縱觀歷次北京市對於人口控制的表述，此次可謂是目標明確，措施有力。但要想達到預期的效果，恐怕還需從具體的國情市情出發，努力走出一條有特色的、成本低而成效高的路子來。不過，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儘管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口號早就喊了出來，調控措施從收緊戶籍管理，到限購汽車房産等等，但總體而言實效並不顯著，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陷入了“越控人越多”的尷尬境地。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特大城市的聚集效應遠遠大於擴散效應。按照法國區域經濟學家佩魯提出的“增長極”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是均衡地發生在地理空間之中，而是其中某個中心城市會形成對外部經濟效益的吸引和擴散作用，從而形成所謂的“增長極”。“增長極”對周圍地區發展的推動主要取決於“聚集效應”和“擴散效應”兩種力量的對比。一般來講，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聚集效應”要大於“擴散效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擴散效應”則會大於“聚集效應”。

　　但現實情況卻是，儘管北京的發展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每人平均GDP由2010年的10910美元提高至2014年的16278美元，但周邊地區期盼已久的“擴散效應”卻遲遲未能發揮出來。這使得北京與周邊地區的“洼地”相比，就像“鶴立雞群”一般突出。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發達程度也要高出不少。

　　從落後地區流向發達地區是人口流動的基本規律。在當前地區差異仍較為顯著的情況下，大量的京外人員涌入北京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並不違反人們的理性選擇和客觀規律。因此，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規模，疏解部分人員到京外去，除了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等這種“內向型”政策外，應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北京市外的區域及産業發展。這就要求國家應從宏觀角度出發，統籌規劃，多方配合。這主要包括：

　　一方面要努力實現地區的均衡發展，儘快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目前應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援力度，同時加快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的步伐。這對於化解北京上海等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戰略意義。

　　另一方面要改變片面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調控的政策措施，重視市場在調節和引導人口流動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如果能夠運用市場的手段，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在大城市周邊加大投資力度，形成功能互補的衛星城或城市群，那麼中心城市的人口壓力就會大大減輕，而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龍頭地位將更為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