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積極應對老齡社會的到來，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將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為“普遍二孩”政策。有效推行“普遍二孩”政策，需要結合社會生育觀念的變化，化解生育行為主體面臨的潛在矛盾。

　　社會生育觀念發生時代性轉變

　　在經濟發展水準較低的社會，受傳統觀念、醫療衛生條件等方面的制約，通常具有較高的生育率，與物質供應短缺相伴，構成了“馬爾薩斯之慮”。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我國經濟發展水準不高、就業不足、人民生活水準尚未改善等情況下，為防止人口數量盲目擴大，國家逐步形成嚴苛的“一胎化”（或“一孩半”）計劃生育政策。

　　隨著經濟發展水準提高，特別是婦女地位提升，生育水準通常具有自然的下降趨勢，晚生晚育、優生優育意識也已形成。加之旨在限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好與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處於同一時代，生育率下降趨勢加快。

　　“想生而不敢生”根源的變化

　　在傳統生育觀念尚未轉變、經濟發展落後的時代，尋常百姓家的生育動因一方面來自“多子多福”的觀念，另一方面，養老保障體系缺位，“養兒防老”的觀念也強化著生育意願。加之醫療和衛生條件不發達，嬰幼兒死亡率和未成年人夭折率居高不下，也使得家庭具有多生養的傾向。過去的“一胎化”政策，強制阻止了家庭“想生”的意願。

　　當今，隨著生活水準提高和生育觀念轉變，“想生”的意識來源發生了變化，它更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孩子的喜愛之情。然而，生育行為主體為滿足“喜愛”偏好，卻需要“自願”支付高昂的成本，“不敢生”的擔憂便橫亙在家庭決策的面前。這種“不敢生”的擔憂來自生育決策主體對多種因素的權衡。

　　第一是孕産婦的保健和照料問題。目前我國婦幼保健服務的供給方面仍然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大城市婦幼醫療衛生服務供給緊張，一些小縣城或鄉鎮婦幼保健機構卻門可羅雀，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人口及醫療、衛生資源向大城市流動和集中。

　　第二是嬰幼兒照料問題。目前，育齡夫婦構成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孩子的祖父母、保姆、託兒所可能構成潛在照料者，然而，不少家庭卻面臨著孩子祖父母年齡偏大、身體不適等不便照料的情況，保姆市場的高價格使得不少家庭望而卻步，而託兒機構一般對幼兒具有最低年齡規定。而如果由嬰幼兒父母自己照料，更要直面很多問題，包括所需付出的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等。

　　第三是子女教育問題。儘管義務教育已得到普及，但家庭仍需為子女支付不小的教育成本。從計劃上幼兒園開始，一場高耗能的競賽便在家長們之間展開。對於城市非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員而言，他們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於是，生育行為主體對“養不起”、“難養好”一類的顧慮成了最主要的決策障礙。

　　需要政府、單位和家庭共同努力

　　重新讓“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的生育觀念贏得社會認可，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減輕生育行為主體的決策困惑。

　　首先，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鼓勵用人單位改革崗位，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創造能夠“帶回家”的崗位。對於生育行為主體，出於對時間管理的預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對子女照料問題的憂慮。

　　第二，統籌安排社會婦幼保健資源，讓育齡婦女能夠享受到便捷、高效、優質的服務，降低等待時間。延伸婦幼保健服務的業務鏈，為婦女提供從生理到心理的全面關愛，為家庭提供從生育計劃到幼兒養育的全程諮詢。

　　第三，培育和完善嬰幼兒照料市場。繼續規範家政服務市場，重視競爭機制，加強對嬰幼兒照料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提高託兒所、幼兒園的供給數量和品質，改善供給結構。政府還可以通過對企事業單位進行稅收減免或補貼的方式，鼓勵用人單位將嬰幼兒撫養費納入員工福利計劃。

　　第四，統籌配置義務教育資源，在提高整體品質的同時，促進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資源均等化。如果改善義務教育資源的配置格局，逐步緩解擇校偏好，可能更容易讓父母們從養育子女中收穫更多的樂趣，從而增強他們對生育的信心。

　　第五，加快戶籍等一系列相關制度的改革，破解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轉移人口對子女就學等問題的憂慮。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普遍二孩”政策是對老齡化社會的積極應對，是緩解未來勞動力供給壓力的人口方案。但展望全球技術變遷格局，二三十年之後，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將遠遠超越簡單的“人手”概念，而是需要能夠適應現代化生産和管理的人力資本。因此，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對教育等領域的公共投入，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實現社會與家庭聯動，提高人口素質。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