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一直以來，父親一詞在我心中只不過是一個符號，一種普普通通的稱謂，與叫同志、先生、老闆沒什麼不同。至於父親二字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潛在內涵，因為沒有體驗，對我是個空白。

　　我的父母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離婚的。父親從部隊給我母親寫了一封信，説要隨軍南下大別山，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提出解除婚姻。母親接到信卻無法回信，因為不知道父親的部隊駐紮在什麼地方。那時母親還年輕，但她並沒有離家。因為那年我才5歲，弟弟剛滿1歲，上面有兩層婆婆：我的祖母和曾祖母，母親是唯一壯勞力，家裏離不開她。

　　父親一直在部隊上，平時不能回家，直到父母離異，我幾乎沒有關於父親的記憶，想不出他是什麼樣子。讓我永遠忘不了的是，夜深人靜之時，我從夢中醒來，常常看到母親坐在床頭低聲啜泣。那是一段極其艱難而又淒涼的日子。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得到父親的消息，他沒有南下，轉業留在了濟南，在省政府工作，又結了婚，組建了新的家庭。我由此便認定，父親就是陳世美，是個無情無義之人。所以，當母親出來參加了工作並且也有了新的家庭時，我和弟弟都隨母親到了北京。我們不願與父親一起生活，和他沒有感情。

　　長大之後，我有時回山東看望祖母，父子見面都是客客氣氣的，十分拘謹，沒有父子的感覺。祖母去世後，我就再也沒有專程回過濟南的家，只是借出差之機，順便到家裏看看。父親也知道我不是專程回去看他，所以每次都要問一句：什麼任務？我也就不客氣地實話實説：“出差”，或者“開會”。他也就不再多問。久而久之，這成了一種默契。

　　貳

　　1998年，山東的弟弟打來電話，説爸爸病了，住了醫院。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濟南。來到醫院，弟弟妹妹們都在病房裏守護著，聽見我來了，都從病房裏迎出來，悄聲對我説：骨癌，晚期了，疼得厲害，電話裏沒敢告訴你。我已有所預感，若不是病重，爸爸不會住院，弟弟也不會給我打電話。在我印象中，爸爸似乎從來沒住過醫院，弟弟也從來沒因爸爸生病給我打過電話。

　　病房是一個裏外套間，我走進裏間，一眼看見父親正蜷縮著躺在病床上，眼睛閉著，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走到病床前，大妹妹説道：爸爸，大哥看你來了！爸爸沒有睜眼（他的眼睛早已近乎失明，只能看見一點光影，看不清人的面貌了），只是手動了一下。我趕緊俯下身，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軟綿綿的，已經沒有握力。忽然，他問道：“什麼任務？”我心中一頓，隨即便答道：“開會。”我是怕説專程來看他會讓他感到病情很嚴重，增加他的心理負擔。我看見他臉上掠過了一個表情，像是欣然，又像是釋然。我不由在心裏自問：我的回答是不是錯了？其實，他對自己的病情已經完全清楚，不需要再隱瞞，我應當告訴他我是專程來看他的，可是我沒有這樣説！

　　父親是一個外表很剛硬的人，平時不茍言笑，如今我看見他無力地躺在病床上，顯得那麼虛弱，那麼無奈，禁不住一陣心酸。突然，我心裏有了一種感覺，從來沒有過的一種牽腸挂肚的感覺，我似乎剛剛明白，眼前的這個人，這個生命垂危蜷縮在病床上仍然顯得很魁偉的人，就是我的父親，就是那個給了我生命的人；在我們的體內，有共同的基因，有一個共同的生命密碼在傳承。

　　弟弟妹妹看到我難過的樣子，以為我累了，説：大哥坐了一夜火車，先回家去休息吧。這使我更加五味雜陳。他們自幼在父親的呵護下長大，從未離開過父親一步，哪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參

　　其實我早已原諒了父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明白了人是多麼難以控制慾望，抵禦誘惑，何況是在那樣一個性命朝夕難保的戰爭年代。1958年父親被打成右派之後，我對他的印象更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我知道，他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

　　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父親單位裏一些給黨提了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們感到受冤枉，無法接受。我父親是黨委委員，他們認為我父親是一個有正義感、敢於説話的人，於是找到我父親，讓他替他們在黨委會上説説話。父親聽了他們的申述，在黨委會上發表了不同的意見，認為有些人即使意見提得不完全正確，但動機是好的，不應當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在當時形勢下，這樣的意見根本不可能被採納，父親因此受了批評。但父親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動了肝火，發了脾氣。問題沒得到解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仍然不斷地找我父親，我父親只好對他們説：你們的意見該反映的我已經在黨委會上反映了，我解決不了你們的問題，你們可以到省委去反映。這話並沒有説錯，沒有違反組織原則，黨章明確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向上級組織反映意見。但在1958年反右補課中，父親以“為右派分子翻案，鼓動右派到省委告狀”的罪名被劃為極右分子，取消了一切待遇，只給18元生活費，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我的伯父告訴了我上述情況並對我説：你父親就是對事太認真了，替人伸張正義又不善於保護自己，得罪了人。你以後要經常回來看看他。

　　我知道父親受了冤枉，但我卻不知道怎麼安慰他，每次見了面仍然是不冷不熱的態度，因為我從小與他沒有過父子親情的交流，在他面前我怎麼也説不出暖心的話。

　　肆

　　父親也和我一樣，始終矜持著。父子二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一種波瀾不驚的狀態，好像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不測之變。文革結束後，父親的右派問題得到甄別糾正，組織上要給他重新安排工作，他的一位在中央組織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的老戰友給他打電話，問他願不願意到北京工作，他都拒絕了，他對一切都已心灰意冷。但他卻開始詢問我的工作情況，了解我今後的想法，同時讓我代他去拜望在北京工作的老戰友。這一切看似十分隨意、自然，但我能感到他是在有意擴大和提升我的社會關係。我心中暗想：從小沒你，我也活得很好，現在您老人家就不必為我操心了罷。他有時會主動向我談他的工作體會，告訴我應當怎樣處理好與領導、同事的關係，有一次説得嗓子都啞了，我卻在心裏暗暗地笑他：你如果會處理人際關係，何至於受了二十多年的挫折！因為我與他分隔得太久，心靈的距離似乎比實際的距離更加遙遠；我能夠意識到他對我的關心，卻無動於衷，心裏沒有絲毫的感動。

　　伍

　　父親晚年，又蒙受了一次不白之冤，仍然是為了主持正義且不善於保護自己。這一次沒有人為他平反昭雪，他只能到天國去證明他的清白了。

　　這次蒙冤對他的打擊好像比上一次還大，他的體質明顯下降，精力越來越差。凡有熟人去濟南出差，我就托他們順便去看望他。一次，一位老鄉去看他，見他眼睛已經看不清鐘錶的時間，就買了一塊會報時的電子錶給他，他十分感動。我回家時，他向我講了這一情況，最後竟説了一句：這都是托你的福啊！我當時神情有些恍惚，心裏在想：我作為他的親生兒子，還不如一個外人體貼週到，竟沒想到給他買一塊會報時的表，使得他掌握不了時間，常常半夜醒來就不再睡眠。我在恍惚中順口答道：我哪有什麼福！我忽然看見父親正在面向著我，似乎在期待著我的回答。聽了我的回答，他的面色一下子暗淡下來，不再説話。我事後琢磨才意識到我當時的回答是多麼的不妥。我本應該這樣回答的：“是我托老人之福才有今天。”這大概正是他所期望的回答。可是我卻説了那麼一句帶情緒的話，讓他感到我對他的怨氣一直沒消。我是多麼不會説話！

　　陸

　　從濟南回北京之前，我見了父親的主管醫生，也見了醫院領導，詢問父親的病情，懇請他們千方百計進行治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為父親的事情這麼上心。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接到弟弟的電話，説爸爸去世了。後來我聽説，是弟弟妹妹作主，放棄了對父親的治療，因為一切治療都已經沒有意義，注射杜冷丁也無法止疼了，他們不願讓父親再繼續承受無謂的痛苦。這不禁又使我無限感慨：他們才是真正的孝子，才是與父親不僅血肉相連而且心靈相通的人。

　　父親去世我沒在身邊，有人説，這説明你們雖為父子，卻沒有父子緣。我對這話深信不疑，一切都是緣，大概，我與父親的緣分僅限於此。上輩子，他不欠我，我也不欠他，這輩子大概也互不相欠。爸爸，就此永遠別過，無緣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