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是中國經濟轉型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關節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化解短期增長壓力、形成可持續增長的希望在2020；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在2020：實現全面小康、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節點在2020；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窗口期在2020。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對我國“十三五”改革發展進行了戰略部署。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十三五”重在謀劃好、把握好經濟轉型與增長的路徑選擇，以轉型改革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實現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産業邁向中高端水準的目標，並實質性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遲福林

　　“十三五”：經濟轉型的新趨勢、新結構、新動力

　　十八屆五中全會在提出“十三五”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同時，強調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中國經濟進入工業化後期，無論是增長的趨勢、結構，還是動力均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變化，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點突出。

　　1．經濟轉型的新趨勢

　　當前，儘管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但經濟轉型呈現新的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穩中向好面臨著重要的歷史機遇。

　　第一，在“網際網路+”的趨勢下，“中國製造”正由生産型製造業為主向服務型製造業為主轉型，有望形成製造業的競爭新優勢。

　　第二，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推動下，規模城鎮化加快向人口城鎮化轉型。估計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有望從現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從而使人口城鎮化率與規模城鎮化率的差距從目前的17%縮小到10%。

　　第三，消費結構正處於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的快速轉型中。估計2020年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比重將由現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發達地區有可能超過60%，使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一步提升。

　　2．經濟轉型的新結構

　　“十三五”經濟轉型的新趨勢將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由此引領經濟結構升級上一個新臺階。

　　第一，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估計服務業比重將由今年前三季度的51.4%提升到2020年的55%以上，同期生産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將從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使服務業成為引領産業結構升級的關鍵。

　　第二，基本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估計“十三五”期間消費每年還會以8%～10%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消費總規模將達到50萬億元左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穩定在60%～65%的區間。

　　第三，基本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估計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將由2014年的12.3%提高到2020年的20%左右，從而使中國在推進雙邊、多邊，以及區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貿易進程中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3．經濟轉型的新動力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與經濟結構調整同步推進的關鍵時期，機遇與挑戰並存。“十三五”既是經濟轉型的歷史機遇期，又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後窗口期”。搞得好，就能夠把握主動權，不僅能明顯緩解短期經濟下行的壓力，而且將為中長期保持6%～7%的經濟增長奠定重要基礎；搞不好，就會陷入被動，並有可能加大經濟社會風險和危機因素。關鍵取決於改革選擇，取決於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適應經濟轉型趨勢不斷破題發力：這就需要堅定改革信念，同時把握新形勢下的改革特點，增強改革的自覺行動和責任擔當；這就需要突破改革中的各種利益關係掣肘，既不被短期因素干擾，又不受利益關係影響；這就需要調動各方面參與改革的積極性，重用“改革促進派”，建立改革激勵機制，鼓勵地方的改革試驗，從上到下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

　　“十三五”：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格局

　　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既是適應經濟轉型趨勢、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又是下一步市場化改革的重大任務。落實十八屆五中全會“開展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需要把服務業市場開放作為市場化改革的戰略重點。

　　1．工業化進入後期，市場資源配置的重點由工業領域轉向服務業領域

　　經濟轉型的新趨勢、新結構必然要求增長動力的轉換。從國際經驗看，由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傳統工業是産業結構演進的基本規律，是一個國家由工業化中後期走向工業化後期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客觀趨勢。

　　中國改革開放37年來，由於把握了工業化發展以及全球貨物貿易需求快速增長的大趨勢，主動推進工業領域的市場開放，從而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十三五”把握增長、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加快走向服務業大國，關鍵是加快推動以服務業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

　　2．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市場化改革的“重頭戲”

　　多年來，由於市場開放的重心主要在工業領域，服務業領域成為市場化改革的“短板”，主要表現在“三低一高”。

　　一是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例如，工業部門的市場開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務部門50%的壟斷格局尚未打破。

　　二是服務業對外開放度較低。以幾個自貿試驗區的負面清單為例，122項中有83項針對服務貿易領域，對服務貿易的限制仍然較多。

　　三是服務業服務水準低。以房地産為例，未來房地産的本質是服務。“十三五”面臨著規模房地産如何向服務型房地産轉型的問題，核心是以健康服務為重點提高房地産的使用價值。

　　四是服務價格高。例如，2014年中國的寬頻平均上網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但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費用卻是發達國家的3～5倍。

　　總的看，“十三五”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突出矛盾在服務業領域。這就需要儘快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服務市場價格，以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這就需要推進服務業準入的便利化改革，使社會資本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主體。

　　3．服務業市場開放牽動和影響轉型增長全局

　　要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加大，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服務供給能力；要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形成有效投資；要形成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並通過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加快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進程。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儘快制定“十三五”服務業市場開放的行動計劃。

　　“十三五”：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

　　經濟轉型面臨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不僅影響短期經濟增長，而且掣肘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需要在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同時，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攻堅結構性改革。

　　1．經濟轉型面臨結構性的政策與體制矛盾

　　發展現代服務業需要加大投資。從統計數字來看，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産後的服務業固定資産投資佔比僅為24.2%。其中，全社會需求增長比較快的教育、醫療、文化、養老等服務業領域的固定資産投資佔比嚴重偏低。

　　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現行的宏觀政策與宏觀體制結構帶有鼓勵工業發展、抑制服務業發展的某些特徵。

　　第一，不講條件地強調“投資是關鍵”的政策導向，導致投資消費結構性失衡的局面難以扭轉；投資體制改革滯後，導致民間資本投資服務業領域困難重重。

　　第二，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營改增”尚未完成，消費稅改革進展緩慢，導致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消費”的行為模式難以改變。

　　第三，金融結構不合理，普惠性金融發展相對滯後，導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難以得到明顯緩解。第四，教育結構不合理，導致經濟轉型亟須的實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嚴重短缺。

　　2．啃下結構性改革的“硬骨頭”

　　把宏觀政策調整與宏觀體制改革有機融合起來，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

　　第一，破題投資體制改革，把投資建立在有效需求的基礎上。穩增長需要投資，問題是投資要有市場、要有效益，不能為了GDP增長而投資。這就需要突出消費的導向作用推進投資轉型，擴大有真實需求的服務業投資比重。

　　第二，加快推進以消費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把消費稅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稅種，提高直接稅比重；對服務業領域的中小企業加大“定向”減稅力度，實現工業與服務業稅負平等。

　　第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發展以社會資本為主體的中小金融機構。著眼于金融支援實體經濟，支援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民營銀行、社區銀行等民間金融創新發展、規範發展，通過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重。

　　第四，調整教育結構，加快發展與經濟轉型趨勢相適應的中高端職業教育，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

　　3．結構性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對傳統重化工業時代形成的一整套政策體制的全面調整和系統性重構：既涉及政策調整，又涉及體制變革；既觸及行業利益、企業利益，又觸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這就需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強化改革的組織協調，加大改革攻堅的力度，打破利益固化對結構性改革的掣肘。

　　“十三五”：以縱深推進簡政放權形成轉型改革的大環境

　　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政府。“十三五”進一步形成轉型改革大環境，重在縱深推進簡政放權改革。

　　1．簡政放權重在激活市場、解放企業

　　經濟轉型升級有賴於有活力的市場，有賴於公平競爭，有賴於打破企業創業創新面臨的政策體制枷鎖。當前，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權的力度，激發市場活力，嚴防“把市場關進權力的籠子裏”。

　　適應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簡政放權改革還有相當大的空間：第一，建議借鑒國際商事制度經驗，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制度。第二，適時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除政府投資之外，企業一般投資項目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不再要求備案。第三，除農業等特殊産業外，盡可能少用或不用産業政策干預企業行為。

　　2．簡政放權重在規範權力運作

　　第一，在全面推進負面清單管理的同時，加快出臺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規範、減少政府干預企業的自由裁量權。

　　第二，推進監管轉型是當務之急。放管結合需要加強市場監管，但不能以監管為名增加企業負擔。這就需要加快推進監管體制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化監管為主的轉型。

　　第三，簡政放權向縱深推進，觸及部門間行政權力以及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合理配置。為此，建議把行政權力結構的調整提上改革的重要日程。

　　3．簡政放權重在確立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理念

　　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目標是促進人的發展。無論是釋放13億人的潛在消費需求，還是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都是立足於人的發展。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今天，必須牢固樹立並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告別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各級政府真正成為公共服務的主體、市場環境創造的主體。這是社會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政府在轉型改革上應有的歷史責任和歷史擔當。

　　（作者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