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在創新問題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全面創新的觀點，指出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並且將理論和制度的創新居於更加重要的位置。

　　十八屆五中全會于昨日閉幕，會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從五中全會公報來看，其核心目標是在下一個五年的發展週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第一個目標。而這一切建成的關鍵靠什麼？

　　下一個五年，中國不可能繼續走過去靠簡單的投資和模倣是實現經濟擴張的老路，因為這條路的一系列“約束條件”已經到了天花板。當下的中國經濟，傳統的增長動力趨弱，包括製造業、人口紅利、投資、房地産、出口、消費在內的六駕馬車都已經筋疲力盡，難以為繼，在缺乏創新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面臨下滑的風險。模倣追趕式的增長走到終點，要麼創新實現飛躍，要麼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何謂創新，如何創新？在這個問題上，過去存在的最重大的誤區就是講創新等同於“技術創新”。五中全會在創新問題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全面創新的觀點，指出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並且將理論和制度的創新居於更加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認識層面的進步。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突破“馬爾薩斯陷阱”，根源在於創新，而工業革命的爆發，從現在來看，不僅僅是因為出現了一些新的技術，更重要的是，當時形成了推動創新的一系列制度。

　　道格拉斯·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將西方的崛起歸結于制度。認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於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按照這個邏輯，英國之所以爆發工業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業革命爆發之前，英國無論在現代財政制度、産權制度、專利制度還是金融制度層面都已經為“工業革命”的爆發掃除種種的障礙。

　　諾斯的解讀，也得到了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的印證，在希克斯看來，英國工業革命本質上不是技術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為工業革命時期那些技術其實早已經出現，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現代證券制度和專利保護制度之後，技術才成了最重要的生産力。

　　五中全會提出“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産權制度、投融資體制、分配製度、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機制”等，並且提出在現代財政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層面進行完善。這種將創新回歸至“制度”，重視創新體系建設的做法，無疑是對創新的本質有了更高層面的認識，這等於在構建一種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制度支撐體系，營造一種環境。

　　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最大障礙絕非技術層面。就中國在技術層面的創新能力而言，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基礎。儘管在一些原創性和關鍵性的技術領域，中國和一些先進國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中國成為創新國家的真正軟肋仍然在環境、體制和機制。比如，在體制機制上，鼓勵創新的環境仍然存在很大不足；在智慧財産權保護上，還比較薄弱；在文化上還缺乏對創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體系仍有待改進；在金融制度上，金融還難以為創新提供更強大的支援。

　　在未來五年，只要我們全面創新，鼓勵和支援全面創新，中等收入陷阱就不是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不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