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追思杜潤生為農村改革所作的貢獻，無疑將給我們新的思考和啟迪。現在，三農發展再次走到一個關鍵階段。要想啃下一系列“硬骨頭”，沒有書本答案、沒有模倣樣本，也不可等待觀望，要汲取改革的歷史經驗，向改革先行者們學習，以改革創新作為根本動力，靠改革攻堅克難、闖關奪隘

　　10月23日，我國資深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作為農村改革的重要倡導者、支援者和親歷者，杜潤生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追思杜潤生為農村改革所作的貢獻，無疑將給我們新的思考和啟迪。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改革開放，是從以“大包乾”為突破的農村改革開始的。在這一歷史時期，黨中央指導推動農村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就是1982年至1986年連續出臺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五個“一號文件”，針對當時阻礙、束縛、制約三農活力的根本問題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既著力當時又著眼未來的解決方法。作為這些文件主要的起草人和參與者，杜潤生老人與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三農工作者一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勇氣。

　　回首五個“一號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出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1982年，正式承認包産到戶合法性，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産積極性；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直接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1984年，疏通農村流通渠道，使農村市場如一江春水滾滾涌流；1985年，取消統購統銷，使糧食等農産品市場空前活躍；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為城鄉統籌發展奠定基礎。

　　實踐證明，五個“一號文件”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號準了當時中國三農問題的主要症狀，層層推進、精準發力。今天，這些舉措可能會被認為是改革路上的理所應當之舉，其複雜性、艱巨性與風險性難以被人理解。殊不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任何改革都會觸動人們根深蒂固的保守觀念，都會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正是許多與杜潤生老人一樣認準改革開放不回頭的改革者，懷著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煥發出極大的膽略勇識，積極探索、勇於實踐、堅持調查、敢於創新，提出了既處理現實問題又兼顧長遠發展的解決方案，才形成了改革創新的巨大合力，克服了改革路上的障礙與困難。

　　現在，三農發展再次走到一個關鍵階段。一方面，三農形勢持續向好，農村改革向縱深推進，糧食連年豐收，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農業科技水準和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環境逐漸改善；另一方面，城鄉發展不平衡依然嚴重，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所需要的更多農民市民化、土地適度規模化、農業環境友好、農産品品質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有些還很嚴重，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如何啃下這些“硬骨頭”，沒有書本答案、沒有模倣樣本，也不可等待觀望，要汲取改革的歷史經驗，向改革先行者們學習，以改革創新作為根本動力，靠改革攻堅克難、闖關奪隘。

　　近幾年，黨中央針對三農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先後出臺了有關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産權制度、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等方面的改革試點文件，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為此，三農戰線的同志們必須大膽探索、勇於擔當、敢於負責，在深化改革中落實好中央要求，在艱苦實踐中探求新路徑、新辦法，為中央政策的出臺和實施提供樣本與依據，使改革沿著正確的路徑不斷向前推進。這是三農發展的要求，也是三農工作者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