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浙江各地基層調研時發現，城鄉統籌是一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性工程，也是一個改革的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各地在推進統籌時要取得預期的效果，必須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科學籌劃，分步實施，努力做到“蹄疾而步穩”。

　　浙江各地基層幹部結合工作實踐反映，推進城鄉統籌，必須要把握改革的“火候”，既要做到有針對性，也要考慮到可行性，使改革真正落到實處，行之有效。

　　首先，應做好深入了解、應對農民情感、心理需求、風俗習慣等“功課”，使改革真正尊重農民意願，而非憑政府部門主觀意願“逼農民離土”、“趕農民上樓”。

　　義烏市是農村宅基地改革試點，在一些試點城郊村，農民可以按1：5的比例，用自己的宅基地置換城區新住宅。義烏稠江街道下沿塘村村民吳承丁5口人分到5套房以及350平方米的廠房。以當地每平方米8000元的房價算，吳承丁5套房價值400多萬，但他也要為此支付200多萬的成本價。這個村大多數農民象吳承丁一樣在算了一筆賬後，還是願意簽約置換。但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不願意做這“大賺一筆的生意”。

　　“結婚二十多年來，我家建了四次才建起現在這四層樓房，憑什麼説拆就要讓我拆掉！我不要住新樓，也不想發財！”下沿塘村村民何銀芳到目前還沒有簽約，對記者説起這事，她情緒激動。

　　針對何銀芳式不積極響應的村民，新社區集聚建設辦常務副主任楊鐘堅説，改革中老百姓的各種需求必須充分了解和尊重，有的工作暫時做不通的，必須先緩一緩。讓前期置換入住的農民拿到商品房、入市交易後，獲利了，“大勢”改變了，慢慢的他們的心思意念也會轉變。

　　其次，在城鄉統籌政策推進過程中，分步驟、梯度推進勢必會造成農民內部利益新的不平衡。因此，在這些改革進度較緩的地區，政府往往採取先完善當地的公共配套服務，以達到平衡利益的目的。一些地區就從農民的飲用水、公共交通、醫療衛生服務系統、城鄉商貿流通體系等公共服務一體化入手，適當優先、傾斜以平衡好遠郊區和山區農民的基本利益，避免他們因為對比心理失衡而産生群體性不滿情緒。

　　再次，城鄉統籌改革與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準、政府財政支出能力和改革整體氛圍等密不可分，如果得不到這些關鍵因素支撐，改革勢必難以推進。如財政投入的蛋糕只有那麼大，當向“三農”顯性傾斜後，勢必造成其他方面的投入緊張。據侯海明介紹，德清2014年地方財政收入33個億，除去二十七八億正常的事業經費外，剩餘的經費大多投入戶籍制度改革的配套。

　　嘉興是全國城鄉收入比最低的地級市之一，嘉興市農辦俞小琳認為：“一方面是資源要素大量投向農村後，農民收入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機關公務員十年來基本不漲工資的影響。公務員不漲工資是領導鐵了決心要反哺農村，但這樣的做法不見得在任何地方都能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