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亭

　　微信上不期然讀到了周其仁先生在“約租車模式上海創新與實踐論壇”上的發言，饒有興味地讀了兩遍，不得不拿來一評：説的實在是太好了！

　　周先生是經濟學大家，過往專長似乎體現在農村改革和綜合經濟方面。但讀完他的高論後知道，其實這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他從世界上第一部計程車的誕生開始説起，回顧了我國計程車行業的興起和沿革，一直聊到今天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挑戰者和競爭者——約租車的出現。但這些都不過是背景的交代和氣氛的烘托，他所觸及的要害，正如小編對其發言稿所起的標題所示，直指“誰動了我的奶酪”之利益格局，是由約租車的商業模式創新引發的體制改革問題。

　　科技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總會成為體制改革的實際動因。科技創新是直接和生産力相聯繫的，而制度創新則是和生産關係相聯繫的。周老師開篇就講：“現在論創新沒什麼人反對，但創新要落地，就要過利益關。”因為創新一旦“應用到實際經濟生活，不免要觸動現存秩序，連帶也要觸動相應的觀念與既得利益。”這就是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了。

　　約租車緩解了打車難，改進了服務，應用了網際網路，提高了公共交通的效能，又節能減排，也沒有增加消費者和國家的負擔，實在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一推廣、一落地，就觸動了現有的計程車行業相關方的利益，結果就很不好辦了。這其中，主要涉及的是既有的計程車經營商，還有政府的相關監管部門。

　　去年的全國人代會期間我曾撰文，“中國的打車難早就存在，這卻是‘既得利益集團’刻意壟斷市場造成的。無論消費者如何抱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何呼籲，甚至是高層領導多次批示，但有關部門就是和‘抽頭公司’在那裏裝傻——你説你的，我管我的，“俺的奶酪”誰都別想觸動。”

　　約租車的出現，改變了原有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面，搶了老計程車的生意，受到經營商的“群起而攻之”是自然而然的。但監管方應代表公眾的利益去説句公道話呀，結果往往卻不是。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正是周老師提及的“俘虜理論（capture theory）”。因為“管制的邏輯”是：“管頭管腳，管制者非對被管制者‘負責’不可。” 但是，“被管制者相對於管制者有行業的資訊優勢，以至於後者終究被前者捕獲。”而“一旦市場準入門檻被監管方人為拉高，在位經營商得到‘保證合理利潤’的甜頭，到底是誰管了誰還真不好説哩。”

　　説到底，官員也是人，若沒有相應的民主和紀律的制約放在那裏，他們也會天然傾向於固守封閉的管理格局。因為一旦放開，他們手中的工作量或會增加不説，起碼審批權力的含金量會下降，設租尋租的機會也會減少。

　　對此，周老師點到了克強總理國慶之前曾對各部主官的一番善意提醒，請他們找點時間到基層去做點調查，看看有什麼實踐中的創新和經驗。在行政系統內做這種自上而下的督促是必要的，記得國務院為了克服懶政怠政的消極現象，還曾不止一次佈置過督查。但説句老實話，效果是不理想的：大家在一個飯碗裏討生活、“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能頂真到哪去？

　　那出路何在呢？我的看法，就是權力機關要把改革的主動權拿在自己手裏。現在權力機關的很多任務，反而來源都是政府。政府要辦什麼事了，需要得到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所以就會要求權力機關審議通過什麼法規文件。這也不是不可以，遇上力求變革的政府主官，那就是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不謀而合”。但是從權利配置的利害關係來説，這恐怕又是不靠譜的：因為不能指望個個官員都是改革的“急先鋒”。

　　反映公眾的訴求，將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上升為權力機關的決議，督促政府去改革和行政，本應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代議制民主權力機關的頭等職責。但現在來看，似乎本末有點倒置。譬如自貿區改革，是國務院要求停止幾個相關法律的執行而後人大表態。土地制度改革亦然，也是政府要求而後人大同意在試點範圍內“暫時調整實施”。

　　三中全會全深改《決定》發佈以來，改革的氣勢雖然沒有搞得大轟大嗡，但給予公眾以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卻是萬萬不可少的，否則改革會煮成一鍋夾生飯。遙想當年的大包乾改革，雖然看起來主要的推動者是黨中央，但在我來看，其實真正的動力源是來自於民眾，來自於廣大農民要求“分田單幹、自主經營”的利益訴求。什麼時候我們黨正確順應了、代表了這種訴求，我們就能幹成不但讓老百姓滿意、也終究在歷史留下一筆的好事來。

　　約租車的改革是如此，億萬農民市民化的改革是如此，幾乎涉及全體家庭和人口的教育、衛生改革也是如此——問題導向+老百姓的獲得感——應當成為引領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指路明燈！

　　（作者係浙商智庫專家、區域經濟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