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到減稅，不能不提“拉弗曲線”。但凡主張大幅度全面減稅的，幾乎都是以拉弗曲線作為理論依據。其實，拉弗曲線並不是什麼科學發現，而是自古至今人們都明白的一個道理：國家徵稅要取之有度。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滯脹的困境，否定政府干預的供應學派由此興起，其中核心人物阿瑟·拉弗（ArthurBLaf鄄fer）為了説服當時福特總統的白宮助理切尼，即興在一家餐館餐巾紙上畫了一條拋物線，被稱為“拉弗曲線”，也被戲稱為“餐桌曲線”，以説明減稅的必要性。拉弗曲線描述的是稅收與稅率的關係，當稅率為零和100%時，稅收都等於零，應當在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最優稅率使稅收收入達到最大。拉弗認為，當時美國陷入滯脹，稅率已經處於拉弗曲線的右邊，導致稅基萎縮，稅收減少，因而大力主張通過減稅來應對滯脹危機。他的這個觀點得到同時在場的《華爾街日報》副主編、綜合經濟分析公司總經理賈德·萬尼斯基的高度讚賞，他利用該報大肆宣傳，減稅主張被裏根政府所採納，拉弗及拉弗曲線從此名揚四海。拉弗曲線要説明的問題，就如同日常生活中的吃飯，不吃飯（好比説稅率為零）會餓死，吃得太多（好比説稅率為100%）就會撐死，所以必須適度，吃得少了和多了都不行。換成我國的表述，就是稅收要取之有度。度是我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概念，凡事都有度，過度了，就會走向反面。就此而言，拉弗曲線只是把稅收上度的問題轉換成為一個幾何圖形，他從來沒有證明當時美國的最優稅率是多少。從事後來看，減稅政策並沒有如所預期的那樣帶來稅收的增加，而是鉅額財政赤字。這説明拉弗曲線作為政策制定的依據在美國實踐中是不成功的。

　　從我國情況來看，當前處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産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結構性減稅是有必要的，但全面大規模減稅並無實際意義。如果用拉弗曲線來指導當前政策，除了導致赤字債務大幅增加，很難收到全面激刺經濟的效果。可以泛泛地説，減稅可以擴大內需，降低企業負擔，刺激投資和創新，因而培植稅源，擴大稅基，但其作用機理至今並不清楚。綜觀世界上的各種減稅，要麼是出於國與國之間的稅收競爭，要麼是屈服於社會輿論。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無非也是説，徵稅要有度。這個度在哪？稅收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但還沒有一個科學原理能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世界上稅負高、中、低的國家並存，很難説哪個好或不好。減稅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來使用，很大程度上是在經濟危機狀態下提振社會信心的一個措施，對經濟産生的刺激性影響是不確定性的。因為，減一塊錢稅，並不能確定就會擴大一塊錢的投資或消費。從總量上看，減少1萬億元的稅收，無法確定投資和消費會同等地擴大1萬億元。在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減稅可能變成了企業和家庭個人的儲蓄，而不是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

　　拉弗曲線是以一種線性思維和確定性思維來考慮問題，而稅率與經濟增長、稅收增長之間的關係遠不是一種簡單確定的線性關係。所以，在當前條件下，主張全面大規模減稅作為一個口號有存在價值，對於“藏富於民”，讓政府少發揮作用有意義，而作為一個穩增長的刺激性政策就有很大的風險。

　　那麼，減稅是不是就沒有一點必要了呢？也不是，減稅有“臨界點效應”。在日常生活中，臨界點效應到處存在。如水，變成冰的臨界溫度是零攝氏度，變成汽的臨界溫度是100攝氏度。要想獲得冰塊，就可以人工降溫到零攝氏度以下；而要想變成開水，就可以人工加溫到100攝氏度，水的相態可以人工控制。經濟生活中，也存在類似的臨界點，如企業處於盈虧平衡點狀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以發揮稅收的臨界調節作用。對於需要限制的領域，加稅，企業就會變成虧損，在競爭中就會被淘汰；對於需要鼓勵的領域，減稅，企業就會變成盈利，在競爭中就有優勢。但這僅僅是對於處於盈虧平衡點附近的企業有調節作用，對於盈利水準高的企業和虧損嚴重的企業，無論加稅或減稅都不會産生明顯的調節效果，甚至沒有效果。當然，當增稅和減稅的力度加大時，若其他條件不變，處於盈虧平衡點附近的企業範圍就會擴大，稅收的臨界調節作用範圍也會隨之擴大。動態觀察，企業的盈虧平衡點是不斷變化的，導致盈虧平衡點移動的因素也很多，處於盈虧平衡點附近的企業也是不同的，稅收可有針對性地做出選擇來進行調節，即通過政府人為地來改變市場競爭形成的優勝劣汰的臨界值，影響企業的生或死的條件。但這種改變企業生死條件的做法即干預市場並非總是産生正面效應，有可能是幫倒忙。在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壓力來調整結構的時候，如果運用稅收來移動企業盈虧平衡點，存在逆向淘汰的風險。企業一旦陷入虧損，要麼破産，要麼轉型升級，如果天上掉下餡餅，從虧損變成了盈利，企業就可能生存下來，或者放棄轉型升級按照原有方式繼續生産。由於改變了競爭的相對條件，本來應不斷成長的企業可能難以獲得必要的資源而受到抑制甚至被淘汰出局。在這種情況下，減稅的臨界效應就是負面的。那麼，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運用稅收的臨界調節作用？一般而言，當危機襲來，造成了大量失業影響到社會穩定的時候，就需要動用稅收來移動企業盈虧平衡點，減少破産和失業。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儘管有壓力，但就業狀況良好，並不需要通過減稅來發揮這種臨界調節作用。

　　而對於小微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來説，有針對性的減稅，發揮稅收的臨界調節作用則有十分重要意義。經濟活力來自於新陳代謝、優勝劣汰。創業是經濟活力的源頭活水，但創業也有臨界點，也就是創業有門檻。通過稅收來降低創業門檻，可以鼓勵更多人創業，形成大眾創業的局面。創業門檻不只是稅收，涉及到體制制度、政策規定、辦事程式等等多方面因素，稅收只是一個因素，需要綜合發力，多管齊下，這樣才有效果。當前正在推進的簡政放權和小微企業減稅應當加大力度，同時實行創業輔導、金融支援，使創業門檻降得更低、創業更便利。對於高新技術企業和加大研發力度的企業來説，有針對性地減稅，也可以發揮稅收的臨界調節作用，使走向研發和高新技術的臨界點降低。對於正在轉型升級的企業，也可以採取類似的臨界調節措施，加一把火，促推一下，轉型升級，浴火重生就可以加快實現，同時也使市場優勝劣汰的功能得以強化。

　　經濟下行的壓力來自於企業投資意願下降。按照凱恩斯的解釋，是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所致。資本邊際效率，指的是預期增加一個單位投資可以得到的利潤率。這是企業投資意願的一個臨界點。當前投資品價格下行，應當説有利於提高資本邊際效率，投資臨界點是下移的。但利率高企，財務費用基本對衝了企業的投資收益，導致投資臨界點超出了企業的意願。稅收作為影響投資臨界點的一個因素，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但也僅僅對一定範圍的企業有效，即對降稅産生一定預期利潤率的那些企業來説有作用。因減稅而改變利潤預期的那些企業，其投資意願會由此而增強。但通過稅收而改變投資臨界點的作用不可估計過高。因為稅收的臨界調節都是在現有基礎上進行的，在法定稅負沒增加甚至下降的情況下，企業預期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因素顯然不是稅收，而是體制、政策導致的非稅成本和企業低附加值狀態。所以，要改變企業投資意願的臨界值，提升研發、技改和轉型等方面投資的意願，稅收難以成為主角。

　　從上不難看出，稅收調節只具有“臨界點效應”，大規模全面減稅並無意義。之所以主張結構性減稅而反對全面減稅，依據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