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以此為指導制定的規劃，才能綜合平衡，全面考慮到人民福祉，真正從人民利益出發，也才能可持續發展。

　　●把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有新的科學的衡量標準，新的標準對經濟福利、社會福利、自然福利都應當有所體現。

　　●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提供公共産品，為人民群眾、為子孫後代看護好資源、環境，維護好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好社會的和諧穩定，創造好公平競爭，能夠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規範和監管市場。所有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能所在，都應當成為對各地政府的考核標準，甚至一票否決。

　　中共中央7月20日政治局會議指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政治局會議的這一論斷，是制定十三五規劃的指導思想。

　　經濟發展必須有正確的發展觀，發展觀包括正確的發展目的、科學的衡量標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路徑選擇和制度安排。

　　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宗旨

　　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必須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相對於發展對於人民群眾一般意義上經濟福利的滿足，發展是為了人、為了人的全面發展是更高層次的追求，並且從一開始就成為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崇高目標。

　　早在《1857年-1858年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按照個體發展的程度，把人類社會分為依次遞進的三種社會形態。其中最初的社會形態是指人的依賴關係，“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産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通行人身依附，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諸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種社會形態，是貨幣面前人人平等，人們有了多方面選擇的自由。“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産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人的個體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發展，相當於馬克思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

　　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馬克思認為這樣的社會狀態才是最理想的社會狀態。人的全面發展的需求不僅包括經濟層面的，而且包括社會層面、文化層面、精神層面和美好的自然層面，而且是動態的、發展的。

　　世界範圍內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在反思單純的經濟增長的弊端時，同樣強調了發展是為了人的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深刻地指出，“聚焦於人類自由的發展觀與更狹隘的發展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狹隘的發展觀就是國民生産總值的增長，或個人收入的提高，或工業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等觀點。”森認為這些多屬於工具性範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祉服務的，是服從人的發展、人的福祉的。

　　美國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更是早在1973年所著的《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中就認為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果造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共目標的失衡，這樣的發展模式制約了人民福祉的提升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加爾佈雷斯指出，經濟發展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心目的。發展既然是社會的中心目標，那就不容任何事物阻擋發展的前進，哪怕發生了對環境——空氣、水、城市生活的寧靜、鄉村的美麗的不利影響。無論如何不應當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掩蓋了許多不好的事。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本身的注意。加爾佈雷斯寫道：“從商品的生産和消費兩個方面都會發生對環境的損害——發電廠對空氣的影響，由此産生的氖對視力的影響，制鋼廠對附近湖泊的影響，汽車對肺部的影響。”加爾佈雷斯呼籲經濟發展應當回到重視公共目標，即重視人的發展軌道。這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反思。

　　必須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只有以此為指導制定的規劃，才能綜合平衡，全面考慮到人民福祉，真正從人民利益出發，也才能可持續發展。

　　必須科學設定發展的衡量指標

　　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發展觀，必須落實在科學的衡量指標上。

　　我們曾經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在改革開放之初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在單純的對GDP的追求中，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以GDP為考核標準的、單兵獨進的增長主義。一些地方政府不擇手段地對GDP的癡情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衡，例如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失衡，表現為經濟發展與人民享有的公平的公共服務的不協調，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失衡，內需與外需的失衡，産業結構的失衡且長時期得不到有效調整。

　　實際上人民群眾的福祉不僅包括經濟福利方面，而且包括社會福利，即人們對社會的公正感及對社會的認同，還包括自然界給予的福利，即美好的環境及人們對大自然的享受。GDP的增長，從理論上似乎是直接滿足人民群眾的經濟福利的，實際上滿足的程度還要看GDP中勞動者的收入佔比。

　　我們的發展曾經癡情地追求GDP，但GDP太簡單了，GDP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是一個營業額。

　　首先，GDP掩蓋了自給自足的部分。自己在家做飯吃不計入GDP，在飯館吃飯卻計入GDP；農民土地被圈，自給自足部分沒有了，雖然貨幣收入增加了，但一切生活所需都要用錢買，如此GDP雖然增加了，但實際生活水準反而可能降低了。其次，簡單的GDP的增加，並不反映人民群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力的提高。再次，GDP並不反映經濟構成，更不反映該國産品在産業鏈上的位置。實際上，金融衍生産品對GDP的貢獻率即使等同於實體經濟，其對一國國民經濟的意義遠不如實體經濟。最後，癡情地追求GDP掩蓋了自然成本，造成了環境污染，其危害在短時間內還沒有充分顯現。

　　把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有新的科學的衡量標準，新的標準對於經濟福利、社會福利、自然福利都應當有所體現。具體包括：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群眾的購買力有相應的提高，有高品質的各種商品的供給；教育、文化活動的水準，以及公平的享有權，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獲得工作的難易程度，以及平等進入某些工作崗位的權利；人們用於休閒的時間；養老、醫療和未來的安全性；人們的信仰、精神狀態以及家庭和社區的和諧；生態文明，即人們享有的環境品質，清新的空氣、衛生的飲用水、優質的食品以及動植物的多樣性等。

　　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須有相應的制度安排

　　繼續已有的發展模式、政績觀、考核標準，把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指導思想就很難落到實處，甚至是一句空話。把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有新的認識和相應的制度安排。

　　要真正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提供公共産品，為人民群眾，為子孫後代看護好資源、環境，維護好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好社會的和諧穩定，創造好公平競爭，能夠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規範和監管市場。所有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能所在，都應當成為對各地政府的考核標準，甚至一票否決。只要政府盡到了上面的責任，不僅社會經濟會充滿活力，而且會令人們滿意地健康地持續發展，自然會有綠色的GDP。

　　政府不應當動輒刺激經濟

　　發展是變革的函數，高品質的經濟增長需要不斷地調整結構，産業結構固化會導致一國經濟的長期停滯不前。縱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調結構其所以成功，基本上都在於市場力量，原因在於調結構的本質是向哪個方向發展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對此，企業比政府更清楚。

　　市場在調結構中的顯著作用來源於市場機制。經濟下行期，兼併、重組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特別是經濟下行期的淘汰。沒有淘汰，就沒有創新和調整。刺激通常著眼于速度，而不是結構。在當前，結構比速度更為重要，速度是新的結構層次上的速度。

　　地方政府不宜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

　　地方政府沒有資格作為市場主體。地方政府約束軟化，無重復建設、産能過剩、環境污染、破産之憂，通常具有在短期內造成顯赫政績的衝動。要用制度約束規範地方政府上競爭性項目、建新區、圈地趕農民進城、盲目鋪攤子建大城市，以及不分青紅皂白的招商引資的衝動。從經濟學上講，招商引資是一種交換行為，是用我不能移動的、充裕的，交換別人可以移動的、對我而言稀缺的東西，有值得不值得的問題。不能拿人民的財富給被引資者極不等價的優惠，更不能只顧享受招商引資的過程，招來“女婿”忽視了“兒子”，忽視了本地製造業。事實證明，招商引資從來招不來先進技術。況且一有風吹草動，外資可以隨時撤退，地方政府根本無法承擔外資撤退、大片土地難以復耕的責任。

　　讓人民群眾在幹部選拔上有更多的發言權

　　地方政府是由人構成的，這些主持地方政府的人都有著強烈的政績追求，因為輝煌的政績可以升遷。如果政績考核來自於上級，GDP又是考核的主要指標，他們自然會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GDP而不是人們的福祉。如果地方政府的領導可以選擇其行為和政策，人民群眾可以選擇地方政府的領導的話，其政策和行為一定會是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把組織選拔和充分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結合起來，讓人民群眾在地方政府領導人的選拔上有更多的發言權，這既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所要求的，也才有可能把發展是為了提升人民的福祉落到實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