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結束後，外界關注的目光自然而然轉向了它的“孿生兄弟”——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TTIP）談判。畢竟，TTIP像極了TPP的歐洲版，涵蓋歐盟和美國共29個國家，同樣旨在建造一個新的自由貿易同盟，並消除現有投資和貿易壁壘。

　　如今，TPP在預計時間內“突破性”地結束了談判，那麼一直以2016年為結束談判時間的TTIP又會否借此“東風”一同撞線呢？

　　會推動TTIP談判加速

　　TPP談判的達成確實會客觀推進TTIP談判的進程。中國國際現代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劉明禮認為理由有二。

　　首先，TPP和TTIP是美國主導並推動的國家戰略，又稱“兩洋戰略”。分別來看是乙太平洋和大西洋為圓心在亞洲和歐洲重新規劃自身勢力範圍，綜合來看則是“聯手”日本、歐洲等美國以外的重要經濟體重新劃分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可以説TPP和TTIP的地位同樣重要，且只有兩者均順利達成談判後，美國的“兩洋戰略”才能實現預期利益最大化。如今，TPP先行“撞線”，美國將把更多精力和時間放在TTIP談判的推動上，TTIP談判或將因此加速。

　　其次則是歐洲的心理。TPP談判的達成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儘管TPP提出後外界有很多預設，可當TPP真正撞線後，TPP之外的不少經濟體仍會或多或少感受到一些“壓迫感”。而歐洲，雖然屬於美國“兩洋戰略”中關鍵的另一環，但“孿生兄弟”TPP談判先行完成仍會帶給其不少時間壓力，歐洲政治層面推動TTIP的意願會更強烈一些。

　　相關數據顯示，一旦TTIP談判達成，其經濟總量將超過全球經濟總量的40%，併為歐洲帶來每年近1200億歐元的新增收入。

　　加速效果有限

　　不過可惜的是，TPP談判達成帶來的所謂“加速效應”更多體現在“政治意願”上，而這並無法對TTIP的撞線帶來實質性的推動。

　　正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洲部副主任姚鈴所言，TTIP最大的阻礙來自於行業，來自於民間。

　　她進一步解釋稱，目前TTIP技術上的分歧主要在於市場準入、監管規制和全球規則制定三個方面。市場準入方面，雙方尚未提交服務貿易要價，關稅談判也出現停滯；監管規制方面，數字監管是雙方的重大分歧所在；全球規則制定方面，歐盟內部對有關投資者爭端解決程式還未形成統一看法，同時雙方也未就貿易與可持續性發展、勞動與環境保護等議題形成具有共識的討論文本。“以上都是TTIP帶來行業‘融合’將要面臨的問題，並不是歐美雙方願意政治推動就能夠進行的。”

　　另外，在談到TTIP談判進程時，劉明禮提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關於TTIP談判的具體內容，我們看不到太多。”事實上，這不是個案，自TTIP談判開始，就有行業和民眾對談判的透明性發起抗議，他們認為，如果TTIP談判草案不公開，或許會加快政府層面TTIP的達成，但卻會令他們對大企業了解而自身不了解的一切談判細節都感到恐慌，他們對這樣的談判方式感到憤怒。

　　就在TPP撞線後不久的10月10日，歐洲再次爆發了抗議TTIP談判的遊行。20多萬來自德國及歐洲各國的民眾聚集德國柏林，滿街旗幟和標語在喇叭聲和鼓聲中飄揚，主題只有一個：“停止TTIP！”

　　作為大遊行的組織者，德國工會聯盟負責人布爾巴赫稱，TTIP將在多個領域損害歐洲公民利益，如在公共服務領域會引致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影響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品質。TTIP還可能會導致歐洲放鬆保護個人隱私數據的法律，限制公眾對醫藥公司臨床試驗資訊的知情權。德國工會組織最擔心的是，TTIP將導致就業向勞工標準和工會權利更低的美國市場靠攏，從而引起失業潮，危害德國的就業市場。這位工會領導人強調，可以肯定，TTIP的一些條款將削弱主權國家在貿易爭端中的決策權，嚴重偏向跨國企業和投資者的利益。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程實説，“TPP談了7年，TTIP會談幾年？反正達成時間我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