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內置金融”為特徵的新型合作社在珠海呈裂變式發展態勢，該種類型的合作社從2014年的1家發展到今年的近10家，未來還將不斷擴大，在此基礎上還成立了全國首家內置金融合作社聯合社。專家認為，內置金融合作社不僅激發了農村基層內部活力，也倒逼了外置金融向農村地區的輸血功能。

　　專家認為，在堅守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底線下，內置金融合作社的實踐為農業現代化與完善農村基層治理機制探索出了一條可行路徑，但其局限性和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盤活閒置資産

　　內置金融合作社由中國鄉建院首倡，借鑒台灣綜合農協的經驗，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建立農民資金互助新型合作社，著力解決農戶産業發展中的貸款難問題，增強農民自我發展能力，探索“新雙層經營體制”“新型農民經營主體”和“新民主自治”共同發展新形式的農村合作社，提高農民收入水準。

　　珠海市高欄港區南水鎮南場村位於海邊，自然風光優美，歷史悠久。近年來，由於大量的村民外出打工，村內連片的石頭構造老房子八成以上處於閒置狀態。最近，南場村的村民陸續將107套閒置老房子的使用權“存”入“珠海市南來農興專業服務合作社”，交由合作社進行統一經營。未來，將有投資商對這107套老房子進行統一改造和設計，變成高端休閒旅遊酒店。入股的會員將根據房屋估價享受年利率3％至5％的利息。

　　南水鎮黨政辦公室副主任曾澤聰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説，南來農興專業服務合作社屬於內置金融合作社，於今年7月13日成立，由74名村民發起，成員出資總額82萬元，其中27名鄉賢每人出資2萬元。村民的土地與房屋等閒置資産有入股、存款、出租三種入社形式。

　　“閒置的老舊房子不僅有人維修，還能在保持所有權的情況下每年獲得收益。南場村毗鄰高欄港經濟開發區，消費潛力巨大，村民們都很看好，紛紛入股。”村民諸麗瑩説。

　　其實早于南場村，珠海市已有多個村莊建立起了村民自治性質的“內置金融合作社”。

　　在鬥門區蓮洲鎮石龍村，許多農戶最近將滯銷的近3000棵名貴優質苗木“存入”了內置金融合作社。石龍村書記李悅強説，前兩年因為缺乏內置金融手段和有效組織銷售，在苗木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農民競相降價銷售苗木，價值3000元/棵的大樹一度連500元/棵也賣不掉。現在，由石龍連心園林花卉專業合作社先統一收購，再根據市場待價而沽，如高於收購價再利益平分。此舉不僅穩定了苗木市場，也幫助了村民融資。于2014年8月成立的石龍連心園林花卉專業合作社如今越做越大，今年還打造了一個幾十畝的苗木種植基地用於存儲苗木，並採用電子商務的手段進行銷售。

　　“內置金融合作社通過金融手段盤活苗木資産，同時通過組織化銷售，不僅打開市場，更打破了村民之間互相殺價的現象。”中國鄉建院研究員胡曉芹説。

　　新環村所在的鬥門區是全國最大的海鱸魚産區，市場佔有率在30％以上，但由於養殖戶缺乏有效的生産經營合作組織，長期以來形成了“十養七虧”的局面。2014年7月，新環村成立了內置金融合作社，通過統購統銷服務一舉提高了漁農的市場地位。

　　“村民們現在紛紛要求加入合作社。”新環村村長陳冬傑説，“珠海60％的養殖戶近兩年嚴重虧本，負債平均在30萬元左右，漁農養魚風險高、賺少賠多。2014年，新濟水産專業合作社成立不到兩個月，就與鬥門區海源水産貿易有限公司就飼料購銷、海鱸回購等事項達成協定，一舉穩定了市場，當年漁民普遍增收。”

　　在東滘村，綜合農發水産養殖專業合作社通過統一購銷服務，用現金訂購飼料分銷給養殖戶，每噸節約飼料成本600至800元。

　　目前，珠海市掀起成立“內置金融合作社”的浪潮，新環村、石龍村、東滘村、光明村、南場村等五個村的內置金融合作社已經開展營業，加上正在籌建的有紅星村、耕管村等，今年全市範圍內的內置金融合作社將達到10家以上。

　　石龍村村民將滯銷的苗木當成存款存入內置金融合作社，南場村老房子全部“存儲”進入內置金融合作社，閒置資産金融化後再統一在公開市場上交易和尋找合作夥伴，實現了市場化的“經營起來、流轉起來”。

　　突破兩大瓶頸

　　珠海內置金融合作社區別於一般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村社內部創建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兼顧敬老養老功能的綜合性合作社。農業專家認為，金融供給無效和組織供給無效是中國農村農業現代化亟待突破的兩大瓶頸。村社內置金融和創建內置金融村社及聯合社的實踐，有效地突破了這兩大瓶頸。

　　中國鄉建院院長李昌平認為，農村農民村社組織如果沒有內部金融就沒有造血功能，單純靠外部輸血不能實現可持續性發展，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保險、農村供銷社等政策性支農扶農組織逐步逃離三農並商業化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在村域範圍內推進金融村民自治，解決信用缺失問題，實現風險可控。“合作社和信譽非常好。”連心合作社社長周堅盛説，內置金融只面向本村村民，存貸雙方不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由鄉賢和老年社員組成理事會與監事會，負責審貸工作；有貸款需求的村民需要找到兩名老年社員為其擔保，熟悉村情的老年人用其村譽確保了放貸的信用問題。“如果貸款社員不能及時還款，會承受很大的村內輿論的壓力。除非貸款者徹底斷絕與村裏的所有關係。”

　　“最高貸款10萬元。”新環村村長陳冬傑説，合作社成立至今快一年，發放了13筆貸款共90多萬元，壞賬為零。“我們估算過，如果貸款者卷款逃跑，將會連帶4戶入股家庭暫停分紅，損失三年內將會彌補回來，所以風險不大。”

　　“為保證可持續發展，內置金融合作社也需要盈利，當然也會存在風險。但我們設計了一套風險控制辦法，如強調‘保守性盈利’，只通過資金互助服務、統銷統購來獲得服務仲介費用，而儘量不投資生産，確保了資金的安全性。”李昌平説。

　　另一方面，“內置金融”盤活農村資産資源，成為發展農村經濟的“造血廠”和“發電站”。“內置金融村社其實是功能強大齊全的組織新體系，外置金融包括銀行、保險、産權交易所、電商等就能通過這個新體系為農民服務，把三農帶入現代化。”李昌平將內置金融比喻成“造血廠”和“發電站”，“‘內置金融+村民承包權或村民集體成員權抵押貸款’，農地抵押貸款難題迎刃而解了；‘內置金融+閒置資産資源儲備及集約化經營’，盤活農村閒置土地等資産資源的難題迎刃而解；‘內置金融+電商’，解決農村統一採購、銷售與配送等‘最後一公里’問題”。

　　此外，內置金融重建農村倫理秩序，解決農村深層次矛盾。在合作社的利息收入中，30％或40％將首先考慮用於老年社員的分紅，確保養老問題，其次再考慮公益金、公積金、管理費與風險金等分配問題。

　　“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胡曉芹常常用一句話跟村民們解釋建立內置金融合作社的目的，“就像是農民在村裏合夥辦一個咱們自己的信用社，實行社員民主管理、自主經營、自我監督。收穫的利息之所以首先考慮給老人社員分紅，是為了帶動全村人孝敬長者，在村子裏找回孝道。”

　　2014年8月，石龍連心園林花卉專業合作社成立，資金總額396萬元，其中，政府各級部門的扶持資金約370萬元；10名鄉賢作為“敬老社員”共出資20萬元，每人出資2萬元且承諾三年內不要利息和分紅；30名60歲以上的“老人社員”每人出資2000元共6萬元。

　　今年的2月9日，連心園林花卉專業合作社分紅。雖然開業還不到半年，但合作社通過苗木統銷統購仲介服務賺取了近7萬元的利潤。30位“老人社員”每人分到了300元和一桶油，許多一開始持懷疑態度的村民尤其是老年人開始爭相入社。

　　而在新環村，2014年7月成立了新濟水産專業合作社，在資金構成中：政府扶持資金150萬元；6名鄉賢即“敬老社員”共出資12萬元；43名年滿60歲的“老人社員”各出資3000元；12名“飼料賒銷社員”、10名“存貸款社員”各入股5000元。其中，僅老人社員可享受分紅；飼料賒銷社員可享受低於市場價的飼料；存貸款社會可享受合作社的小額貸款服務。

　　經過半年的運作，合作社通過飼料的購銷服務盈利8萬元；累計發放社員互助貸款13筆合計92萬元，實現利息收入6萬元。今年春節，合作社將部分收益拿出來分紅，老年社員第一年就獲得了600元分紅加一袋米和5斤油。

　　“合作社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及業務情況，來決定不同時期吸收的社員類型。隨著合作社的發展壯大，受惠人群將不斷壯大。”胡曉芹説，“內置金融合作社不僅解決了村民貸款難的問題，還重建了農村社會倫理，解決了農村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

　　“以金融互助合作為手段，重新組織起已經渙散村民，把現有的空殼村社組織改造成不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輸血、多肌肉有力量的小農為主體的村社共同體組織。”李昌平説，中國鄉建院迄今已在河南、湖北、廣東等地試點40余家內置金融村社，“珠海模式”已漸趨成熟，具有可複製性。

　　“內置金融合作社不僅增強了村社共同體意識，而且激活了村兩委為村民服務的意識。”蓮洲鎮黨委書記黃順安説。

　　激活外置金融

　　“內置金融激活了外置金融。”珠海市海洋農漁和水務局副局長龔慧斌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珠海市一度擁有100多家傳統類型的合作社，但大多數有名無實。內置金融合作社一舉解決了農村資産信用缺乏的根本性問題，吸引了外置金融的強烈關注。“例如，珠海市農控集團看好新濟水産專業合作社發展前景，近期已經簽約並會陸續出資達到150萬元入股合作社。”

　　內置金融也倒逼了外置金融的服務水準提高。龔慧斌介紹，珠海市近年來致力於打通農村金融服務瓶頸，2015年將建成農村金融服務站43個，將貸款、擔保、信用評定等金融服務進一步前置到村民家門口。

　　專家認為，廣東珠海市的內置金融實踐，解決了農村“自我造血不足”的問題，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促進了農業自主發展。從各地實踐發展來看，在取得成效的同時，還存在著外置如何有效對接內置、資金規模增大帶來風險、管理方式存在局限性等問題。

　　其一，僅靠內置金融可能無法解決農村全局性問題，外置金融還需有效與之對接。李昌平也認為，從信用對接的角度來説，內置金融是“惠民”導向，是一種相對保守的模式，外置金融是“市場”導向，相對而言功利性更強。內置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外置化，或與外置金融合作；外置金融機構也需要借助內置金融合作社的“橋”，更為穩妥地真正進入鄉村市場。

　　其二，合作社資金規模增大將帶來一系列風險問題，建立科學的金融風險規避體系勢在必行。龔慧斌認為，儘管從目前的實踐看“內置金融合作社”並沒有出現風險問題，但隨著資金規模的劇增，很難保證未來是否安全。與此同時，隨著內置金融合作社的增多，還出現了“合作社聯合社”的新事物，金融風險問題自然成為各方擔心的焦點。龔慧斌説，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也正在研究如何進行有效監管。李昌平坦承，只能在探索中慢慢總結經驗。

　　其三，需要進一步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內置金融作為農村金融改革的新事物，是否具有可供推廣的複製性，尚需要進一步建立科學的評估標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