洶湧而來的難民潮正在歐洲引發一場危機。歐洲各國一直在如何應對方面爭論不休，徘徊在接納與推阻之間。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難民潮對歐洲政治和社會産生的影響上，但也有一些評論指出，西方其實是在自食當年在西亞北非地區鼓動“顏色革命”釀下的苦果。

　　眾所週知，中東變局本質上是該地區國家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和節奏。但西方卻在第一時間為之貼上“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標簽，並在背後推波助瀾，將這場運動引向所謂“民主對專制”的鬥爭軌道，最終導致劇烈的政治和社會動蕩，不僅給這一地區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帶來極大衝擊，更導致無數普通人死於戰亂。

　　僅以敘利亞為例。早在2012年8月3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警告稱，由於國際勢力在背後支援一方或另一方，“敘利亞危機演變成一場代理人戰爭的預警，已經變成現實”。而今，敘利亞內戰已造成約25萬人死亡。敘利亞戰前總人口約2000萬，現在有一半以上居民已經背井離鄉。

　　眼下，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場到處充斥著難民潮給歐洲帶來這樣那樣問題的抱怨。然而，國際社會此刻更應關注的是那些正在經受著痛苦和磨難的西亞北非國家。這些痛苦和磨難很大部分正是拜“顏色革命”所賜。

　　“顏色革命”給地區國家製造了環環相套的苦難。首先，它導致那些實現了政權更替的國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和社會秩序重建的困境。不同部落、宗教派別及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為爭奪政權展開博弈甚至爆發衝突，這已成為這些國家現階段的主要特徵。在部分國家，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出現極端暴力傾向，對國家和地區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埃及在穆巴拉克倒臺後，各派圍繞支援和反對穆兄會的博弈最後引發了“二次革命”。衝突不僅造成該國社會分裂，而且對地區穩定構成潛在威脅。突尼西亞政治變動初期雖然未發生嚴重暴力事件，但這個國家在革命後的頭3年裏産生了5屆過渡政府，宗教和世俗政治力量忙於政治博弈而疏于國家治理，以至於民怨四起，極端思想回潮。利比亞則在後格達費時代深陷部落和軍閥混戰。

　　其次，由於各派政治力量在政治重建中專注于爭權奪利，過渡政府拿不出治國理政良策，西方的援助承諾口惠而實不至，那些“由變生亂”的國家普遍面臨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數據表明，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增速較之動蕩前明顯放緩，外國直接投資大幅減少，旅遊業遭遇重創，外匯儲備嚴重縮水，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持續保持高位。突尼西亞政府一度已經要靠借債來給公務員發工資。該國“伊斯蘭民主中心”主任拉德萬·馬斯茂迪表示，革命後的突尼西亞經濟持續下行，外國投資望而卻步，經濟處於掙扎中，民眾現在已經很沒耐心，希望立竿見影看到實效，但現在要穩定經濟談何容易。埃及在經歷重重動亂之後，對外部資金援助的依賴也大大上升。利比亞則由於部落割據、軍閥混戰導致正常石油出口受阻，該國的相關收入一度減少了70%以上。利比亞常駐聯合國代表達巴希早些時候表示，這一趨勢如果持續下去，國家將面臨破産，社會秩序也將受到嚴重威脅。

　　再次，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政黨和政治家來領導國家迅速恢復秩序和重振經濟，民眾的不滿情緒被重新點燃，極端思想在一些地區悄然回潮，社會不穩定因素在不斷上升。宗教極端主義者和恐怖組織利用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內戰造成的亂局在本地區聚集壯大。同時，地區恐怖勢力向區外的擴散性和與區外恐怖組織的聯動性明顯增加。當前，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威脅正呈現四處蔓延之勢，嚴重危及世界的安全。

　　難民潮的出現對西方既是挑戰，也是警示。眼下，西方正苦於應對難民激增帶來的社會經濟挑戰，但其更重大的課題是，對自身在他國隨意煽動“顏色革命”的做法進行深刻反思。（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 李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