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日內瓦記者 陳 建

　　在當前複雜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經濟增速適度回調是否會拖累世界經濟？中國經濟能否像過去一樣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對此，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經濟事務官梁國勇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中國不僅沒有對世界經濟復蘇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是世界經濟復蘇的決定性力量。

　　他説，世界經濟復蘇的正面因素不少，但仍面臨下行風險，發達經濟體復蘇脆弱，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短期來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國際金融風險對經濟穩定及增長的威脅，特別是對新興經濟體而言。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形勢普遍疲弱，先後出現金融動蕩。這與其自身經濟體系的問題有關，也與全球貨幣政策大變局、初級商品價格暴跌的外部環境密切相關。在全球經濟不景氣、新興市場動蕩的背景下，中國能夠保持7%及以上的增長率非常不容易，可以説是世界範圍內穩定經濟、促進復蘇的重要力量。

　　他説，眼下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原因很多，涉及全球、區域、主要經濟體等幾個層面，以及增長動力、治理結構、經濟體系、企業行為等多個方面。總體上看，復蘇乏力的主要問題還是源於發達經濟體。

　　首先，發達經濟體需求不振是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主要原因。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始於美國，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之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並一直拖累著世界經濟復蘇。日本經濟更是一蹶不振，“安倍經濟學”頹勢盡顯。

　　其次，發達經濟體主要依賴量化寬鬆這種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來推動就業和經濟增長，而結構性經濟改革卻十分不力。量寬的實施固然具有壓低長期利率、緩解債務危機、應對通貨緊縮的正面作用，但其提振實體經濟的作用有限。實際上，量寬頻來的很多貨幣增量並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在金融體系中逐利而動。它們在量寬實施國的內部推高了市場、助長了泡沫；在國際間的流動則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

　　再次，從國際影響看，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以鄰為壑”特徵，特別是給新興經濟體帶來了很多困擾。縱觀歷史上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金融危機，國際資本的“大進”往往是前提，而“大出”則是動因。分析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金融格局可以看出，量寬的推出助長了“大進”，其退出則導致了“大出”。美元加息週期即將啟動的前景導致各國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嚴重的資本外流，金融動蕩加劇，經濟增長也陷入困境。在近階段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儲備減少、本幣貶值的情況下，中國決定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拒絕競爭性貶值，實際上起到了非常關鍵的穩定作用。

　　談到中國如何開拓經濟發展新空間時，梁國勇認為，應以新的重大改革和開放措施提振市場信心。從整體上看，目前世界經濟復蘇不利、國際金融形勢動蕩的外部環境並非加快金融自由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戰略機遇期”。然而，整體不利之中又有局部的有利。例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大跌對中國貿易形勢和經常項目是有利的，也提供了相關領域結構性改革的機遇。外匯佔款在央行資産中比重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併為進一步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拓展了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在自由貿易和投資領域，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的最終完成，將在雙邊和區域層面大力推進中國國際經貿環境的改善，並提振經濟增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