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海外撤僑行動——從2011年2月22日開始，中國政府共動用91架次中國民航包機、35架次外航包機、12架次軍機，租用外國輪船11艘、中國貨輪5艘、軍艦1艘，耗時12天，在戰亂中的利比亞撤離中國僑民35860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的報告文學作品《國家——2011·中國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動》記錄了這個必將銘刻史冊的大事件。何建明創作了一系列“國家敘述”題材作品。《國家》以文學的形式構建了當代中國的國家形象，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偉力和精神。在國慶節前夕剛剛舉辦的報告文學《國家》研討會上，何建明介紹，基於書中利比亞撤僑內容，《國家》已被確定改編拍攝為電影。

　　何建明透露：“在寫這部作品時，得到了外交部提供的一份關於行動計劃的保密資料。它被以文學的形式錶現出來，基本涵蓋了所有重要內容。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面臨著世界性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電影原材料，為什麼不能拍成好萊塢式的大片？”

　　據電影出品方北京新線光魔影業投資有限公司介紹，大國形象+國際視野+異國風光，利比亞撤僑事件本身充滿了虛構故事無法比擬的震撼力與感染力，該事件為電影呈現深邃的思想內涵與多維藝術表現方式，提供了極大的創作空間。

　　《國家》聚焦于從戰亂的北非國家利比亞撤離的3萬餘名中國公民轉危為安、順利回國的故事，以紀實的情節、細膩的筆觸、激情的語言，再現了這一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事件；並以事實，形象地詮釋了國家與人民的意義——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你還會有什麼？沒有了自己的人民，國家又會怎樣？

　　當年，在利比亞與突尼西亞邊境上，有一個拉斯傑迪爾口岸，噹噹地中國僑民從埃及陸地邊境已經無法撤離時，唯一的陸路撤離通道只有這裡。以這個口岸為頂點，從東向南轉90度角，500公里軸長範圍內，中方人員超過萬人。這個在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口岸，一夜之間被中國和世界關注。

　　《國家》中這樣敘述：中國政府派出的第一個特別行動小組來到這裡。2011年2月26日，在數萬外國難民面前，中國員工按照所屬單位排成400人方隊，領隊手持中國國旗，一個方隊走完，第二個方隊緊跟上，國旗在方隊之間傳遞，僅26日一天，共有3200多名同胞從拉斯傑迪爾出境。中國工人們合唱著“祖國好”“中國好”的歌，利比亞海關人員都看呆了。

　　海關大廳的外國人開始羨慕，問道：“為什麼能讓中國人出去，卻不讓我們出去？”海關人員反問：“你們能像中國人一樣有紀律嗎？你們國家派人來組織你們出境嗎？”

　　有一批中國工人沒有護照，邊防不肯放行。撤僑工作組的工作人員靈機一動，對邊防警察説：“他們會唱中國國歌！如果不是中國人，即便會中國話，也不會唱中國國歌！”警察點點頭：“這道理……似乎成立。”於是，在邊境線上出現了這樣一幕：工人們紛紛自覺列隊，“預備——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警察一揮手：“走吧！你們都是中國人！”與會專家認為，這些都是極有畫面感和表現力的大片情節。

　　何建明坦言，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正是因為太多，為改編成一部時長有限制的電影帶來極大的難度。著名評論家李炳銀認為，在《國家》的改編過程中要處理好幾個關係：一是多與少的關係，即，書中涉及的人物很多，電影不能全部表達，要突出典型人物。二是大與小的關係。整個事件很大，但電影的切口要小，要從一個人物的命運出發。此外還有大事件框架與人物細微情感之間的關係、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等。

　　作為電影主出品方的北京新線光魔影業投資有限公司總裁趙宸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電影被定義為“戰爭災難救援片”。它將是一部中外合作的電影。“因為我們缺乏現代戰爭題材電影的拍攝經驗，將會引入好萊塢的製作團隊。電影預計2016年年底開拍，投資規模超過兩億元人民幣，于2018年7月在院線公映。

　　趙宸介紹，該電影劇本編劇第一稿由作者何建明完成，從第二稿將由好萊塢編劇團隊完成。“人性為本，彰顯國家力量。不説教，要貼合年輕人想法”，是該電影創作定位與主旨。在研討會前，趙宸讓幾個90後員工做了一個關於利比亞撤僑的VCR，只告訴他們主題，任其自由發揮。“我想看看90後年輕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結果我沒有失望，他們做得非常好！”趙宸説。

　　一名美國記者在馬爾他機場目睹中國撤僑場面後，曾寫過一篇《中國撤僑現場觀後感》。文中寫道：“幾百名中國工人戴著紅帽子排成長隊，安靜有序。領隊舉著紅色中國國旗……他們都是工作在利比亞農田、鐵路、建築、通信行業的工人，中國政府包了一隊飛機把他們悄悄地、高效地帶回北京、上海。似乎政府和工人之間有一個不成文的協議‘你在外面工作，我在後面罩著你’。數以千計的工人星羅棋佈在整個非洲大陸，他們是中國工業、投資業，甚至是外交的代表。最重要的是，他們代表著中國的國家力量。”

　　國家行動、國家力量，這是“利比亞撤僑”無論書還是電影都被反覆提及的內容。從當前電影市場來看，多為懸幻、魔幻題材，因此有人擔心這樣高大上的題材改編成電影，無法獲得市場認可。可是試想，為什麼當年一部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能夠橫掃中國電影市場，而一場把35860名僑民從戰亂地區成功撤離的國家行動卻不能呢？這個問題，在書中也有類似思考，同時對該片的編劇和導演提出挑戰。

　　相關資料表明，當年，班加西是利比亞東部重鎮，也是最早陷入戰亂的城市。從2011年2月18日起，中國公司上萬人除了少數一兩批通過埃及邊境撤離，其餘人員都得從班加西港撤出。中國駐希臘使館租用了三艘大型郵輪，其中一艘“奧林匹克冠軍”號的船由沈健負責。年輕的外交官沈健從接受任務到上船，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準備時間，只能和妻女在電話中告別。經受了十幾個小時劇烈顛簸到達班加西，沈健看到的是人山人海的等待撤離同胞哭喊著爭先恐後要上船。沈健“蹭”地跳到郵輪的一個門艙高處，揮動國旗，用手持喇叭喊道：“要相信祖國，相信祖國不會放棄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請你們有秩序地排隊上船，我們一定會把你們帶回家的！請相信我，相信祖國……”

　　此後沈健曾在回家探親時，把這令人自豪的一幕講給同學們聽。讓他驚愕的是，同學們聽沈健滿懷深情地重復了那段“請相信我”、“請相信祖國”的話後，竟嘲諷他“太雷人了”。對此，沈健至今感到鬱悶——為什麼今天那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們竟然會對祖國有一種不信任感。

　　在研討會上，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的話似乎可以作為回答：“它提醒我們的是對安穩生活的珍惜。而安穩生活的保障，就是國家力量。”

　　“萬里回家路，安寧又舒適。全家平安歸，感謝我祖國。”當時出生僅21天，由中國駐馬爾他大使親自為其辦理出生證的周懿軒，在咿呀學語時，嘴裏就經常清晰地説著父母教的這幾句話。有人説，當電影上映時，孩子就該到了上學的年紀，電影中不知道會不會有他的故事。不過，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到時候都該買一張電影票，看看自己的故事，國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