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記者 李 禾

　　《方案》規劃了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

　　産權制度

　　建立統一的確權登記系統。建立權責明確的自然資源産權體系。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産管理體制。探索建立分級行使所有權的體制。開展水流和濕地産權確權試點。

　　開發保護

　　完善主體功能區制度。健全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完善自然資源監管體制。

　　空間規劃

　　編制空間規劃。推進市縣“多規合一”。創新市縣空間規劃編制方法。

　　資源節約

　　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制度。完善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建立能源消費總量管理和節約制度。建立天然林保護制度。建立草原保護制度。建立濕地保護制度。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制度。健全海洋資源開發保護制度。健全礦産資源開發利用管理制度。完善資源迴圈利用制度。

　　生態補償

　　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産品價格改革。完善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完善礦産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完善海域海島有償使用制度。加快資源環境稅費改革。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完善生態保護修復資金使用機制。建立耕地草原河湖休養生息制度。

　　據《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9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正式對外公佈。這個方案是生態文明領域改革的頂層設計和部署，提出改革要遵循“六個堅持”，搭建好基礎性制度框架，全面提高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水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成員楊偉民表示，增速換擋是中國經濟向一個更高形態發展必然要經歷的一次陣痛，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向是綠色低碳。而生態文明提出的時間較短，在該領域一些基礎性制度缺失，總體方案中提出的一些制度屬填補空白性質，如環境治理、生態修復市場體系等。

　　新模式：監管統一、執法嚴明、多方參與

　　《方案》提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構建以改善環境品質為導向，監管統一、執法嚴明、多方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著力解決污染防治能力弱、監管職能交叉、權責不一致、違法成本過低等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下行。在中華環保聯合會等舉辦的“第十一屆環境與發展論壇”上，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説，從國內看，經濟下行壓力下，破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面臨更大挑戰。我國環保正處於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同時是負重前行的關鍵時期、環境風險的顯現期，要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理念。以環保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實現經濟平穩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而環保部“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包括，深化環評制度改革推進簡政放權，再次下放火電等32項建設項目環評審批許可權，把環評權力下發到地方和市場；修訂《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分類管理名錄》，優化審批環節和流程，支援水利、鐵路等大項目儘快落地和核電安全發展。推進主要污染物減排，指導、督促各地和央企編制，並層層分解2015年度減排計劃，確保減排項目按時建成投運。開展環保綜合督察，約談環境問題突出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聯合公安等部門，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

　　據統計，1—7月份，我國實施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産停産案件3760件；移送行政拘留、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1790件。

　　“深化環保領域改革，創新環境治理模式，我們還要組織實施好環境監測、環保督察、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等多項改革工作，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協作、市場激勵、公眾參與的多元體系。環保部牽頭制定了《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生態環境監測網路建設方案》等改革方案，推動國家環境品質監測事權上收等。”吳曉青説。

　　新動力：發揮企業積極性和自我約束

　　《方案》提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目標”，即構建更多運用經濟杠桿進行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市場體系；“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原則”，健全市場機制，更好發揮政府的主導和監管作用，發揮企業積極性和自我約束作用等。

　　“園區和企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在“第十一屆環境與發展論壇 2015綠色金融分論壇”上，北京工業設計研究院焦躍説。

　　據統計，2012年，全國納入統計的國家級經開區（園區）實現地區生産總值5.4萬億元、工業增加值3.8萬億元、第三産業增加值1.2萬億元、財政收入1.1萬億元、稅收收入9339億元、進出口總額7411億美元，就業人數達1683萬人。

　　當前，北京市各級經濟開發區（園區）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長速度貢獻全市工業産值的一半以上，除各類工業園區以外，金融業、科研和技術服務業、商務服務業聚集區域經濟增加值分別增長11%、11.2%和9.5%。全市各類經濟開發區（園區）正以産業聚集的形式推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焦躍説，我國正處於“資本密集型工業化階段”，需建設大量能源和碳含量非常高的基礎設施。儘管我國在積極推進建設項目中的節能減排措施，但節能減排形勢仍十分嚴峻。開展綠色環保低碳園區建設是減少城市碳排放，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手段，是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其核心是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

　　焦躍提出，在新格局下，建設綠色環保低碳園區的路徑有“資源高效利用”、“産業集群共生”等。這包括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即設計規劃佈局合理，提高園區用地效率，合理拓展園區用地功能，實現多功能混合土地利用等；水資源重復利用，提高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在園區內建設中水回收系統、中水處理網路，對社區內的污廢水資源實現整體規劃，集約管理，分散利用；提高其他各類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注重資源迴圈化利用。

　　而産業集群共生是指，園區各類型企業在同類産業形成集群，在具有互補關係的産業方面形成共生，實現各類要素資源共用和充分高效利用等。

　　“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然而碳排放總量過大、資源過度使用、環境污染嚴重。”焦躍説，可持續發展需要技術創新、經濟積累，高瞻遠矚的視角。綠色環保低碳園區的建設掀起一場低碳、清潔、高效、綠色的革命。

　　新機制：基於市場的激勵手段

　　《方案》要求，“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中，要“推行排污權交易制度”、“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等。

　　在“第十一屆環境與發展論壇和2015中國國際生態環境技術與裝備博覽會”主題峰會上，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説，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環保應更多適用基於市場的激勵手段。

　　王金南提到的第一項經濟手段是環境保護稅，“國家法案已出來，開始徵求意見了”。但“我覺得，不能簡單地把環保稅變成一個排污收費的平移，這沒有太多政策效果”。“我希望這方案能擴展到有4個稅目，一是污染排放稅。二是污染産品稅。三是生態保護稅，對煤炭、礦産資源等開採，生態系統破壞應徵收生態補償稅類型的稅。四是二氧化碳排放稅。”

　　王金南説，第二項經濟手段是生態補償。“當前我國西部重要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有幾百個縣，每年都有幾百億元。但還需去梳理，把補償真正落到保護者、受損者身上去。這是改革的關鍵目標和方向。”

　　“第三項是排污權的有償使用和排污交易，這是純粹面向市場化的。我建議，在目前試點基礎上向全國推開，新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裏有一條，就是逐步推行大氣污染物排放的有償使用和交易制。”王金南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