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最新統計分析報告，7月份人民幣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排名保持在第五位，市場佔有率刷下紀錄新高至2.34%。尤其在亞洲地區，人民幣採用率快速上升至33%。按照SWIFT的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多個亞洲主要市場在支付中國內地及香港跨境款項時，以人民幣支付的款項在價值上實現兩位數增長。如此形勢代表的是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提速，更彰顯出中國國際金融話語權的逐級提升。

　　中國國際金融話語權逐步提升和壯大

　　無疑，作為一國國際地位軟實力的重要標誌，國際金融話語權並不僅僅體現在該國貨幣在國際經常貿易與資本項目領域的佔有率和認可度，還應包括一國政府在國際公共空間或非公開場合自由表達金融思想與政治立場、參與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和修改、主導國際金融資産的市場定價，在與其他主權國家的動態博弈中施加政治、經濟及金融影響，以及獲取最大化國際金融利益的綜合能力。簡言之，國際金融話語權可以被分解為一國貨幣對國際貿易標的物的定價權，以及一國政府對國際金融事務和國際金融事件的定義權，對各種國際金融標準和遊戲規則的制訂權，對重大國際金融議題的設置權和審定權以及對國際金融活動中是非曲直的評議權、裁判權。

　　從中國超過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到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GDP生産國，再到超過美國躍升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經濟體量的壯大在彰顯中國對世界經濟漸次強烈影響能量的同時，也必然驅動著中國向國際社會發出合理的訴求。

　　僅以最近7年時間而論，在日漸強大的經濟能量支撐之下，中國國際金融話語權的確有了大幅度提升和壯大。金融危機中，中國有效參與危機救助，同時通過G20平臺全面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中國還成為了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國際金融標準制定機構的新成員，全面參與國際金融標準和規則的制定；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兩大全球性金融組織中，除了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央行副行長朱民先後出任兩大機構副行長和副總裁外，中國在IMF和WB的投票權重雙雙從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更有説服力的是，在發起成立了“金磚銀行”以後，中國還牽頭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多達57個。

　　國際金融話語權配置依然極不均衡

　　與國家自身經濟能量以及在全球所擔當的角色相比較，中國國際金融話語權還十分微弱。在許多國際金融論壇上，中國還只能“被動”發聲，很多的金融遊戲規則我們只能被動地接受；雖然中國金融業看似規模龐大，但在Libor（倫敦同業拆借利率）報價銀行名單中，卻沒有一家中國銀行；儘管中國外匯儲備高達3萬多億美元，但其價格與價值非常容易受到美元的擾動；不僅如此，中國自有信用評級機構的影響力十分式微，金融資源定價與安全程度極易被人擺布。

　　放眼全球，國際金融話語權配置的極不均衡性是中國必須接受的現實。目前，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擁有絕對的話語霸權；介於其間的日歐等部分發達國家擁有相對的國際金融話語權。不錯，金融危機後美國的金融實力有所衰減，美元獨霸全球的格局受到不小的質疑，但美國金融體系具有自我糾偏和自我完善功能，而且全球還找不出能與美元抗衡的法定貨幣，因此，美國國際金融話語霸權在危機中並沒有遭遇實質性的消減。這樣，美國完全有能力保持自己金融霸權上的強勢。可以預見的是，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國際金融話語權格局仍然是由美國壟斷的單極形式。中國還需面對的是，作為牙買加貨幣（美元本位）體系之下世界金融格局的既得利益者，美國在獲取金融話語霸權的同時，還能獲得“天然盟友”歐盟與日本的呼應與支援。

　　人民幣國際化的“油門”還需加大

　　人民幣國際化理所當然的是提升中國國際金融話語權的核心。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説法，儘管人民幣日成交額已經進入全球十大交易最頻繁貨幣的榜單，但在全球外匯交易總量中只有2.34%，同時中國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量佔全球貿易總量比重也僅有0.1%。因此，中國政府還需踩大人民幣國際化的“油門”，包括拓展離岸人民幣交易市場平臺，擴大貨幣互換國的數量和規模，境外發行更多的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金融債和企業債，以及提高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結算比例等等。

　　抓住牙買加貨幣體系改革以及調整國際金融遊戲規則呼聲日盛的時機，中國政府應當從戰略上推動自己在IMF和WB中地位的有序提升。從目前來看，美國依然在兩大組織中分別把持著16.5%和15.85%的投票權，其對IMF和WB的任何重大事務具有“一票否決”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結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僅憑中方一己之力無法改變。因此，中國只能以更靈活的方式，更大範圍地聯合廣大的非話語霸權國開展與話語霸權國的對話、溝通，在決策機制、治理結構、貸款職能和資源分配等方面求得局部突破，最終收到漸次改變的效果。

　　除了進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推動“10+3”格局中清邁倡議多邊化的進程之外，中國還擁有更寬闊的區域合作金融契機從而可拓展金融話語權的微觀空間。

　　內外力量比較而言，中國提升國際金融話語權的基本能量可能更多地來自於內部制度與政策的優化，比如強力轉換現有經濟增長方式和産業結構，以此矯正和顛覆“中國出口和儲蓄，美歐進口和借款”的雙邊經貿模式，進而從根本上改寫和破除中國在全球金融構造中的附屬角色和地位。

　　（作者係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