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公益類國企和主業處於國民經濟命脈或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內的企業，可以在保持在現有管理體制的基礎上，重點改革具體管理體制，重在提高保障國家安全的能力，重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服務品質。

　　●對於處於充分競爭性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全部納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再由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對國有股權進行完全市場化的、單純追求市場效益和資本回報目標的市場化運作，推進實質性的市場化改革。

　　●當前國企改革要能發揮提振經濟增長的效果，核心是要通過改革對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有實質性的推動。因此對於主要承擔競爭性國有企業改革使命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要明確以追求資本回報為核心目標。

　　●對所持國有股份應該堅持分散配置，對現有的國有企業應逐步向非公有資本控股轉變，而把更多的國有資本配置到回報率更高的其他企業甚至外國企業中去，這樣既減少對國有企業的微觀干預，又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還能提高國有資本對其他企業的支援，並最終提高經濟增長，實現一舉多得的改革效果。

　　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放緩，亟須加快改革提振經濟增長動力。從經濟總體看，GDP增速從2011年的9.5%下降到2014年的7.4%，下降了2.1個百分點，工業部門下滑更加嚴重，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從2011年的13.9%下降到2014年的8.3%，下降了5.6個百分點。特別是進入2015年以後，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上半年工業增加值僅增長6.3%，比上年同期又下降2.5個百分點。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需要從多個方面著手，其中加快國企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和顯著的穩增長效果。

　　國企改革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根據對2003年以來國企與非國企的多方面比較，我們發現國企改革將主要從三個方面提高效率和促進增長。

　　一是提高資本生産率。根據對2010年國企和非國企在農業、31個第二産業和14個第三産業的分行業比較，在絕大多數行業中國企的資本生産率（資本生産率=增加值/固定資産凈值）顯著低於非國有企業。例如，在工業部門，2010年國有企業1元固定資産凈值生産出了1.82元的增加值，而非國有企業則生産出了4.70元的增加值，國企僅為非國企的38.8%。在30個工業部門中，只有煙草加工業、傢具製造業和電力燃氣水三個行業國企的資本生産率高於非國企，在服務業領域，多數行業的非國企效率也高於國有企業。

　　二是可以提高資本的動態配置效率。由於國企資本生産率較低，在一個高效的經濟體中，應該將新增投資更多配置於效率更高的非國企。但中國的事實情況恰好相反，國企的投資強度顯著高於非國企。例如2003-2012年，工業部門國企新增固定資産佔營業收入的比重在9.0%-16.4%之間，除2004年以外，每年均高於非國企1.17-7.24個百分點。也就是説非國企儘管生産效率更高，但投資能力弱，大量的資金被國有企業所佔用。這一方面是由於國企獲得貸款的能力較強，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國企的紅利不需要分配給投資者，而且國企有做大做強的考核激勵，將資本用於投資的動力更大。

　　三是國企改革會對其他企業産生正向外部溢出效應。積聚效應和隨之帶來的規模優勢、産業配套能力是經濟增長中的重要現象，也是中國製造業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源泉。隨著一個地區企業數量增長和規模擴張，不僅可以加強同行業間的競爭和相互學習，還可以為上下游企業提供更多更好的産業配套，從而提高上下游企業的生産效率，也就是説企業的發展會對其他企業産生正向的溢出效應。比較發現，國企對其他企業的溢出效應要顯著低於非國有企業。例如，同一省內上游企業（非國企）的數量增長1%，會使其他企業的生産效率提高0.14%，而如果是同一省內上游企業（國企）數量增長1%，並不能顯著提高其他企業的生産效率。因此，國企改革不僅可以提高國企本身的生産效率（內部效應），還可以對其他企業産生正的外部效應。

　　國企改革對經濟增長速度提振的效果明顯

　　我們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長期開發維護的動態遞推中國經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為基礎，建立了一個反映國企行為特徵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擬分析了三種不同力度的國企改革路徑：（1）在2015年至2024年十年期間，每年對各行業5％的國企進行改革，即由國有全資或控股改為非公資本控股，到第10年國有（控股）企業的産出規模在現有基礎上合計下降43.1％（不考慮各年增長率，僅按靜態計算）；（2）假設每年對各行業10％的國企進行改革，到第10年時國有（控股）企業産出規模累計下降68.8％（3）假設每年對各行業中20％的國企進行改革，到第10年時國有經濟産出規模下降90.3％。模擬結果顯示：在最小改革力度的情景（1）下，GDP增長速度平均每年提高0.33個百分點，改革實施第一年，即2015年的GDP總量有望增加3138億元左右，比不改革情況下的GDP高0.53%，到2024年GDP總量有望比不改革的情況下多3.24萬億元，約佔基準情況下GDP總量的3.12％；在中等改革力度的情景（2）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每年提高0.47個百分點；在改革力度最大的情景（3）下經濟增速平均每年提高0.50個百分點，但後期增長速度較慢。根據模擬結果，在國企改革的前期，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主要來自於要素配置改善的直接效應，而後期則主要來自於外部溢出的間接效應。

　　國企改革應當分類進行

　　在以上研究中所指的國企改革，是指國企産權改革，即將國有全資和控股企業改造為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但國有企業類型很多，這種國企産權改革主要針對的是競爭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在充分競爭的行業內，只有改變對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有實質性改變，才能達到提高生産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這種模式比通常所説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更進了一步，通常所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強調在國有企業中引入民間資本，促進股權多元化，但是從歷史比較和諸多經驗看，如果國企改革不能突破“一股獨大”的局面，其改革效果可能是有限的。

　　有效的國企改革設計可以既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政策性，又達到提高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最近剛出臺的中央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把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兩大類，其中商業類中又分為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和主業處於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對於公益類國企和主業處於國民經濟命脈或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內的企業，可以在保持在現有管理體制的基礎上，重點改革具體管理體制，重在提高保障國家安全的能力，重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服務品質。對於處於充分競爭性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全部納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再由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對國有股權進行完全市場化的、單純追求市場效益和資本回報目標的市場化運作，推進實質性的市場化改革。

　　新加坡淡馬錫的模式為如何通過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推進國企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淡馬錫最初也是一個國有企業的控股公司，但後來基本轉型為一個持有流動性和分散性股份為主的財富基金，也就是對原有很多國有企業的股份，通過轉讓和出售等多種方式進行退出，連續退出以後很多原來的國有企業將不再保持國有控股性質，從而成為非公企業，但淡馬錫將這些獲得的資金用於購買本國或者全球其他企業的股份，甚至進行風險投資等多種形式的資本運營。從結果看，儘管新加坡的國有全資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數量明顯減少了，但是淡馬錫以國有股退出所收回的現金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流動性的轉投資，現在所擁有的國有資産組合的價值是40年前成立時的600多倍，成為新加坡人民的一筆巨大的戰略性財富，也就是説，儘管直接的國有企業少了，但真正所掌握的國有資本反而多了，甚至是翻了許多倍。

　　因此，當前處於競爭性領域的商業類國企可以作為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實現資本化管理的突破口。儘管經歷了多年改革，我國國有企業的行業分佈仍然較廣，過半的國有資本仍存在於競爭性領域，根據趙昌文和張永偉的研究，2012年我國分佈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凈資産為19.9萬億元，利潤總額1.3萬億元，分別佔全國國有企業的62%和54%。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更具有市場性，可按照“資本化運營”的思路率先改革。在改革中，如何界定政策性領域和競爭性領域非常重要，事實上，壟斷行業中也有很多業務環節是可競爭的，一些公共領域的企業也有競爭性，因此，不能進入競爭性領域的資本應限定在特定的領域和較小的規模。

　　根據模擬分析結果，當前國企改革要能發揮提振經濟增長的效果，核心是要通過改革對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有實質性的推動。因此對於主要承擔競爭性國有企業改革使命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要明確以追求資本回報為核心目標，對所持國有股份應該堅持分散配置，對現有的國有企業應逐步向非公有資本控股轉變，而把更多的國有資本配置到回報率更高的其他企業甚至外國企業中去，這樣既減少對國有企業的微觀干預，又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還能提高國有資本對其他企業的支援，並最終提高經濟增長，實現一舉多得的改革效果。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