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斌

　　當北京威克多製衣中心董事長蔡昌賢作出公司搬遷的決定時，可能並沒有想到，威克多會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後第一家整體遷移的企業。在推動産業轉移過程中，企業是産業轉移的主體，應該按照市場規律自主決策；政府則要將精力更多放在營造有利於企業自由流動的政策環境上，有關部門應明確與市場的界限，不能過多干預企業的決策行為，但更難解決的則是土地處置、稅收利益分配等問題。

　　順應京津冀協同發展大勢

　　促使蔡昌賢下定決心搬遷的，是幾年前他到瑞士幾家著名服裝企業考察的經歷。當他進入瑞士工廠的生産車間時，發現裏面的工人普遍都在四五十歲。

　　“在瑞士這樣一個高福利國家，居然還有這麼大年紀的製衣工人”。考察後，蔡昌賢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擁有熟練的産業工人，才能形成超一流的産品品質，從而帶來超一流的品牌附加值。

　　蔡昌賢不禁反思自己的企業：和國內大多數服裝企業一樣，勞動力結構多是以年輕人為主，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個熟練的工人，過不了幾年就會因為結婚生子而流失。加上公司在北京，安家落戶的難度較大，讓很多年輕人望而卻步。

　　“勞動力極不穩定的情況，可能傳導到産品品質上，導致個別産品出現品質不穩定的情況”。這促使蔡昌賢下定決心，將生産、技術部門搬離北京。

　　“利用搬遷地的人口政策和穩定的勞動力資源，為我們培養更多熟練的專業技術工人，在經驗的積累和技術的沉澱中，達到一流的品質，提高品牌附加值。”北京威克多製衣中心董事長助理劉大偉解釋企業搬遷的初衷。

　　威克多搬遷的決定，正好趕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實施。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一政策落實下來，具體哪些産業要遷出去？ 2014年版的《北京新增産業的禁止和新增目錄》就有一項規定：禁止新建和擴建的26類一般製造業中，就包括紡織産業。

　　早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前，北京不乏首鋼等企業外遷的先例。但大多數企業對於遷出北京還是處於觀望狀態。據了解，僅服裝紡織一類，在北京大興區就有48家，在未來幾年內，這些企業內將面臨搬遷的問題。

　　“聯姻”衡水始於一通電話

　　威克多和衡水的這場“聯姻”，始於一通電話。接電話的是河北省衡水市工業新區招商局副局長駱妍。在電話裏，蔡昌賢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公司，並闡明瞭公司的需求和期望。放下電話後，駱妍首先上網進行簡單的核實，然後向領導彙報，這立刻引起了工業新區領導的重視。從談判到最終落地，事無巨細，工業新區的書記全程跟進。衡水市領導也對這個項目給予了充分的關注。

　　“就為這個項目，我們的市委書記、市長去了好幾趟北京，和蔡董事長反覆溝通，介紹我們的政策和優勢，並充分了解他們的需求，儘量予以滿足。”駱妍説。在威克多開工建設以後，工業新區始終承諾“圍墻以內是企業的事，圍墻以外都是工業新區的事”。

　　“選擇衡水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該市招商引資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其次，當地的工業園區基礎設施配套比較完善。更重要的是，衡水交通發達，陸路、鐵路都比較便利。”劉大偉説。

　　徐丹丹是衡水本地人，説話很快，人也直爽，見面就問採訪需要多長時間——她們拿的是計件工資，一分一秒的耽誤都會對收入産生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幹活兒麻利的話，她還可以早點兒下班回家照顧孩子。今年25歲的徐丹丹，已有一個3歲大的兒子。之前在北京某傢具廠上班的她，之所以回到家門口就業，正是為了兒子。

　　北京威克多製衣中心生産部經理石百寬介紹，由於現在的機器很多都是由電腦控制的，在招工時，他們主要面向25歲~28歲的年輕人。一方面，他們的學習能力比較強；另一方面，他們大多已經結婚生子，能成長為相對穩定的技術工人。

　　最難解決的是利益分配問題

　　在京津冀産業轉移過程中，遷出地政府、遷入地政府以及搬遷的企業都有自己的算盤，處理不好三者的成本博弈，産業轉移也將躑躅不前。

　　按照對外公佈的數字，威克多衡水服裝創意産業園佔地面積為307畝，總建築面積為28萬平方米，項目總投資額為15億元——而這只是建設投入。交通成本也大大增加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公司專門配備了4輛依維柯汽車，每逢週二和週四往返于北京與衡水。

　　除了班車外，還有一輛60座大客車，負責週末接送部分家在北京的員工。“從北京到衡水，280公里的距離，不算油錢，一年光過路費就得增加約500萬元。”劉大偉説。

　　在産業轉移過程中，受到衝擊的首先是企業裏的工人。

　　作為威克多生産部的經理，石百寬選擇了舉家搬遷到衡水。這個山東男人在威克多已經工作了10年多，從一名最基層的熨衣工，一步步成長為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因此對公司有著深厚的感情。對於石百寬來説，衡水更大的誘惑力，在於其全國聞名遐邇的中學教育。“我們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學不容易，衡水可以幫我們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因此，孩子這學期一放假，石百寬就趕緊將妻兒接到衡水。學校已經安排好了，他的孩子開學後就可以在工業新區的小學上三年級。

　　像這樣的家庭並非少數。産業轉移帶來大量就業崗位的同時，隨遷家屬的安置也成為當地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

　　此外，在産業轉移中，最難的是土地處置、稅收利益分成等問題。

　　在土地處置方面，賽迪智庫産業政策研究所副所長鄭長征建議，北京應解決好騰退土地問題。有關部門可考慮設立首都企業外遷專項扶持基金，創新騰退土地抵押融資模式，滿足搬遷期間及恢復生産過程中企業運營資金的需求。

　　“由於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北京主動推動産業向天津和河北轉移，與其他地區的産業轉移相比，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道路較為平坦。”鄭長征説。（據《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