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大部委徵信政策的紛紛落地，一場關乎中國13億人的信用體系建設正在展開。據此前央行公佈的信用數據顯示，其徵信系統共有8.4億人，有信貸數據的只有3億多人。有5億人在徵信系統中只是一個身份證號碼，還有5億人完全不在系統內。

　　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市場所需。從大環境來説，一套高效靈活的信用體系建設能賦予實體經濟發展以更高的效率;從小市場來説，金融有多大，信用市場就有多大，這對於資本來説又是一片新藍海。本期，《經濟》將探討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在政策敞開大門的同時，誰在進軍這個空間有限卻又未知的市場，誰又能在這一新業態中站穩腳跟?

　　記者陳希琳

　　千億、萬億、千萬億?日前，關於徵信市場空間有多大的討論一時沸沸颺颺，估值越説越“邪乎”，最終以官方回應的一句“徵信市場規模千億屬於忽悠”為定調，但逐利的資本市場似乎並未被這盆冷水澆得心灰意冷，在他們看來，一場佈局了十多年的徵信盛宴正在打開。

　　信用是企業融資癥結所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向《經濟》記者表示，完善徵信體系，對於國家來講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一旦徵信體系建立起來，就可以很快地提高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

　　金融的基礎是信用。在中國人民銀行首席研究員鄒平座看來，當前要想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就要建設良好的信用評級機構。

　　“在這方面我們落後於發達國家很多，例如標準普爾為西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們這方面真正好的信用公司不是很多。”鄒平座向《經濟》記者表示，中國民間的信用及金融生態環境已經惡化，特別是企業和銀行之間的信用關係、企業和企業之間的信用關係，都出現了不好的趨勢，尤其是高利貸、P2P和擔保公司跑路的情況，嚴重影響到了中國中小企業融資的信用環境和銀行風險管理的信用環境。

　　建立一個良好的信用制度，有利於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中國現在存在一個嚴重的信用不對稱的問題，信用的基礎是産權，我國是一個共有産權為主體的國家，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信用不對稱，國有企業融資易、成本低，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外加國企和國有銀行之間存在一個嚴重的關係型融資，中國金融的超額評定是傾斜的。”鄒平座表示，國家應該加強中小企業的信用建設，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融資難問題。

　　一旦信用體系建立起來，企業去新三板融資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新三板也需要徵信系統，方便投資機構識別企業信用。“這裡的數據不透明、會計假賬、招搖撞騙等問題很複雜，特別需要一個強大的、優質的徵信系統。”鄒平座説。

　　這樣的徵信系統的建立，也是順應了時代的需求。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誠信評價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市場學會信用工作委員會主任陳貴也向《經濟》記者表示:“國際經驗表明每人平均GDP達到2000美元就認定為進入信用經濟時代，信用交易在各種商業交易中的比重逐漸增加，這就需要産生一批第三方徵信機構”。

　　2020年的問卷能否達標?

　　實際上，近幾年來，政策部門的信用建設意識有所提高。從2013年首部徵信業法規《徵信業管理條例》實施開始，國家政策頻出。2014年6月14日，國務院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社會信用基礎性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要基本建立;2014年9月4日，國家發改委將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納入政績考核。這些政策為信用體系建設打開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那麼距2020年的最終目標，我們已經走了多遠，還有多遠?

　　“這兩年的情況是，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出來後，各部門有一些具體的工作安排，在基礎設施數據庫的建設方面下了功夫，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仍然任重道遠。”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信用研究專家陳新年向《經濟》記者介紹稱。

　　據陳新年介紹，從2000年之後，信用體系建設就處於加速推動的狀態，作為參與起草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的專家，十多年來，她一直在為信用體系建設呼籲建言。“從整體來看，現在社會資訊依然比較分散。真正有用的數據依然是支離破碎的，沒有進行共用。”這讓她感到十分憂心，因為每一份成就都來得太過緩慢。

　　對於這一點，北京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公司總經理秦凱也感同身受，在他兼任中關村信用數據庫秘書長的幾年間，深感“徵信系統的建立實在太難了”。

　　“現在人民銀行的徵信機構管的只是企業和個人的信貸信用，但是這個太窄了。我們擔保業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去人民銀行徵信系統查很多個人和企業的信用根本查不到，那麼企業在小貸、租賃、P2P網貸的信用行為就更不要提了，如果企業不披露，我們根本沒法了解企業的債務情況。”

　　目前對於一個人或者一個企業的數據，我們依然沒有辦法全面獲得。“商務信用資訊、工商信用資訊系統、法院判決文書系統，這些系統之間是不連接的。國家這幾年花了很多錢，但信用環境還是不好。”陳新年説。

　　“《徵信業管理條例》實施至今，有多少地方政府部門真正落實了?國家一次次的下發文件，甚至還敲定時間表，然而各省、市、縣、區級勉強也出了一個不痛不癢的‘規劃綱要’後就又不動了。”新華徵信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向《經濟》記者表示，中國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不能只停留在教育、宣傳的層面上，應該由社會輿論共同促進、監管。

　　徵信市場究竟有多大?

　　對於“徵信市場有千億規模是忽悠”的説法，一些人並不認同，在他們看來，龐大的金融市場就擺在那裏。

　　“金融的基礎是信用，金融有幾百萬億的規模，徵信市場千億市場規模也不是忽悠，説千億市場可能還太少，有萬億規模甚至更多。”鄒平座説。

　　新華徵信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市場對個人徵信行業的理解多數仍然停留在賣徵信報告的業態，這種理解已經過時。“目前個人徵信市場僅為數億元級別，雖然有數家公司此前運營並積累了一部分數據，但受到牌照限制風險，行業內普遍未對該市場投入資源，目前各徵信公司已經著手加大資源投入。由於信用管理需求一直未被滿足，因此在供需的方向一致情況下，我認為市場空間非常巨大。”

　　未來將打造的徵信産業鏈主要包含上游的數據供應商、中游的徵信機構和下游的徵信使用方。實際上，這三個方面的市場需求都不在少數。

　　“在美國，徵信完全按照市場化原則運作，徵信機構獲取資訊需向資訊提供者支付費用，而資訊使用者使用資訊也需要向徵信機構按價付費。”新華徵信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企業做了信用評級後，在市場交易、融資貸款、大眾消費、行政管理等方面，有了可供參考的信用標簽，所以收費是可行的。

　　陳新年在多年的研究過程中，也感受到了這種強烈的市場需求。“假如我是一個僱主，要招聘員工，這個人的很多信用資訊是不確定的，那我是否雇用他?然而現在社會上並沒有一家機構能夠提供這樣的數據。如果有這樣的機構，在我要去上海跟一家企業合作時，就可以找到對方的資料，看它有沒有訴訟記錄，再決定要不要去合作，即便是付費，也值得。”陳新年説，信用機構的缺失，導致了現在企業的用工成本和合作成本非常高，而失信的成本卻很低。

　　即便是對於銀行來説，也需要一個更為完善的徵信體系的建立。“現在銀行為什麼願意貸款給國企呢?覺得有國家信用做擔保;為什麼不願意貸給小企業呢?就是因為沒有這種信用資訊。大家反覆説徵信中心已經有多少海量資訊，但顯然是不夠的，否則為什麼還惜貸呢?”陳新年説，網際網路上的信貸機構，也亟需建立信用系統，沒有抵押就把錢貸出去，風險太大。

　　“如果能夠形成幾家有規模的徵信機構，那麼市場需求也就能得到滿足。”陳新年認為，這就要推動數據的開放。

　　誰來打破部門利益?

　　現在之所以很難取得個人和企業的全面信用數據，就是因為這些數據分散在各個部門。企業作為獨立法人主體，在其成立、存續、衰退到破産的整個生命週期需要與工商、稅務、行業主管部門、銀行、消防、海關和司法等發生聯繫，目前重要數據均分散在各個主管部門，整合難度較大。

　　而資訊由誰來歸集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陳新年認為，建立一個統一的數據庫依然有行政壁壘需要打破。“現在就卡在這，誰都想以自己的數據庫為基礎做全國的數據庫。央行可能認為，我有一些信貸數據，也需要一些非金融類的數據，別的部門的數據可以納入到我的徵信系統中來;工商部門就認為工商的信用數據也很重要，想把別的資訊納入到它的基礎資訊中去。”

　　面對這個難題，陳新年又想到了另外一個辦法，就是不做全國數據庫，而是大家分別自己做數據庫，做好了之後互聯互通。“但互聯互通能實現嗎?”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誰都把著不肯放。所以還是要建立一個權威部門，類似于一個公益性的組織，把這些資訊統一起來，而不是交給具體哪個部委負責，它可以是官方辦的，但不要有那麼濃厚的部門色彩，也可以由幾家部門共同參與治理，對資訊的使用進行監督，以免利用資訊謀利。發改委、人民銀行等部門要在一定的許可權內共用自己的數據。”張承惠説，只有建立這樣的一套機制才能完全打破部門間的各自為政。

　　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淩雲也向《經濟》記者表示，徵信平臺的建立是一個綜合性工作，非常不容易，“這就不單是中央和地方的問題，更是部門之間的資源共用問題，現在恰恰是每個部門自成一體，因此中央要有一個整體的考慮，避免各個地方各行其是”。

　　在陳新年看來，各個部門在建立信用市場方面，不要太多地考慮部門利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要成為某些部門爭取項目資金的藉口，每個部門都要有責任感和使命感，數據必須要進行開放，不要通過數據去賺錢，像一些增值服務，例如提供信用報告，不是政府部門該做的，要鼓勵徵信機構去做”。

　　“信用造假跟空氣污染一樣，對每個人都有傷害。如果走彎路，延緩了信用體系建設也很痛心，規劃綱要要求在2020年完成目標，大家再拖下去，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陳新年説。

　　網際網路能否實現倒逼?

　　網際網路企業一向被各領域看成“顛覆力量”，他們進入徵信市場或將倒逼整個信用體系的加速建設。

　　“有點競爭好，大家就比效率。”張承惠説。

　　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所長王參壽也向《經濟》記者表示，在徵信體系比較完善的國家，都會有這種民間輔助性的數據機構作補充。“大數據分析的一大特點是要基於數據量的大而全，民間數據處理機構通過網際網路進行數據採集、輿情分析等，能夠有效補充徵信體系建設所需要的數據、資訊資源，這是完善徵信體系建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央行在徵信機構開放方面的考量，使徵信機構不斷涌現。今後我們的徵信平臺也會出現像支付寶一樣規模的、重量級的徵信公司。這些公司會大範圍地促進中國融資的平等化、信用的對稱化、金融的民族化。鄒平座説，中國需要打造一批品質好、技術強、系統好、守規則的徵信公司，“8家根本不夠，要進一步發展，但要規範發展，不能成為炒錢的公司，而是要建成高技術的、有水準的徵信平臺”。

　　陳貴表示，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協同發展是中國信用體系建立的有效路徑。“失信懲戒機制，僅靠行政司法等手段治標不治本。政府應當好信用法規制定者和全程監督的仲裁者，政府行政干預過多、過長、過深、過細必然産生不良後果。”

　　但這個市場多大程度對民間機構打開仍有待商榷。

　　“徵信是數據，非常敏感，一些民間機構做評級可以，評級是在徵信的基礎上對企業的信用來做一個評判，這個可以市場化，但是在採集數據這一塊，還是應該由政府來管理。”秦凱表示，徵信的市場化一定要把握好度。

　　此外從採集數據的可行性上看，也應該由政府負責這個領域。“他們從哪能合法地找到數據?工商局的數據能給他嗎?還是得花錢去買。現在的一些比較大的徵信機構，他們採集數據怎麼採集?有時候甚至是找一堆資訊員到處跑，連招聘市場都去，把別人丟掉的個人簡歷都收集上來，作為它的數據，所以徵集數據對民間的一些徵信機構來説，太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