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青年報》和澎湃新聞針對高職院校不安於姓“職”，一心想往“高”發展，忽視技能教育，重視數學、外語，把升本率作為重要辦學目標的報道，引起社會對高職辦學定位偏差，染上“高燒”症狀的關注。

　　高職院校辦學者認為，“高燒”是不爭的事實，可他們有説不出的苦衷，不追求上層次，不提高專升本率，學校將很難生存。在地方政府看重學校的層次、受教育者在乎高學歷的當下，一心安於“職業教育”定位的高職院校，恐怕在還沒有辦出特色之前，就被淘汰了。

　　高職院校辦學者把“高燒”的責任，推給了政府和社會，可政府和社會並不買賬。政府官員批評學校辦學者急功近利，總想儘快出政績，因為提高學歷層次，比培育學校特色，在目前更容易些。有一些校領導，確實是將學校升格為本科，或者至少和本科院校合作辦學培養本科生，作為任期目標。這種觀念不變，縱有政府部門要求學校安於定位，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國家不是已經制訂戰略，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轉型進行職業教育和應用技術教育嗎？有多少地方本科院校心甘情願轉？因此，“退燒”，該從高職院校自己做起。

　　關注高職院校“高燒”的社會輿論，則把“高燒”的病因，主要歸為政府的政策導向與學校的辦學理念，卻忽視一個基本的社會現象：在我國國民心中，有多少人把高職視為與普通高等教育有一樣地位和價值的教育？高等職業教育，本來是和普通高等教育平行發展的類型，可在我國社會，這變為一個層次，而且，扮演著對受教育者進行“分層”的功能，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受教育者，往往會被貼上“差生”、“低人一等”的標簽。時下流行的觀念是階層流動，輿論普遍認為，一個人只有進名校、接受精英教育，才有進入“上流社會”成為“人上人”的可能。也就是説，高職“高燒”，也是社會學歷高燒的症狀之一。

　　可見，高職“高燒”既是學校病，又是教育病，還是社會病，這需要學校、政府、社會共同治理，不能推諉。

　　對於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我國已制訂整體方案，問題在於，在關鍵領域，還有待突破，按照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的要求，政府必須把辦學自主權和評價權放權給學校和社會專業機構，但目前看來，放權並不順利，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門，還用傳統思路管教育、介入學校辦學。要使高職“退燒”，需要政府把伸得過長的手縮回來。

　　高職院校，則要改變傳統的等靠要辦學思維。如果學校在辦學時，出於眼下的功利目的，還是繼續以前那一套與改革方向背道而馳，這些學校很可能被“高燒”“燒死”。其實，高職院校的作為，也會影響到政府的放權。如果學校能提高治理能力，這也會促進政府放權。

　　高職的“高燒”，和其他教育問題一樣，都是目前教育管理制度、社會輿論和學校辦學理念綜合作用的結果，解決教育問題，需要各司其職，形成合力，而不能各説各話，推卸自身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