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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戰爭結束70年後的今天，日本政府又忙於擴軍備戰、祭奠戰犯等一系列不適宜言行，不僅嚴重衝擊了當今國際秩序，使亞洲各國陷入外交與安全困境，更顛覆了其本國憲法精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戰後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軍國主義餘毒蔓延、在“和平憲法”上留後門、滾雪球式的擴軍備戰，是今天日本患上“右翼暴走症”的三大病因。請看科技日報特約專稿——

　　 軍國餘毒 感染全身

　　二戰後，軍國主義餘毒在日本並未得到徹底肅清，還像病毒一樣發生變異，産生了諸如“新國家主義”等新型“毒株”，侵蝕著日本社會的肌體。目前，這些“毒素”已滲入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並有不斷蔓延的趨勢。

　　在精英層面，政要悼念戰犯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威信，並將這個國家引向死路。東條英機等作為二戰罪魁的甲級戰犯，不僅牌位供入靖國神社，年年香火祀奉，甚至遺骨也被保留下來。靜岡縣伊豆山上，立有一塊“七士之碑”。該碑立於1959年，下面埋有甲級戰犯七人的骨灰，碑文為前首相吉田茂所書。後又有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中心”愛知縣幡豆町三根山頂建了“殉國七士廟”，時任首相岸信介為之題詞。靖國神社、七士之碑和殉國七士廟都是軍國主義的象徵符號，設立並參拜此類紀念物，在同為二戰戰敗國的德意兩國是嚴重違法行為，但在日本卻得到了官方的支援。這種看似不可理喻的舉動背後，卻有著右翼的政治邏輯。他們不僅要將改頭換面的軍國主義構築為日本的“國家精神”，而且還要通過參拜活動實現其現實政治目的——對內可表明政治立場，並借機整合右翼勢力；對外可試探國際社會態度，為推行新政策判斷風向。至於這種行為是否會給日本帶來不良國際影響或對日本社會造成深層傷害，則完全不在政治精英的考慮範圍內。這種短視，極為可怕。

　　在民眾層面，教科書和大眾媒體經常性隱瞞、歪曲歷史、誤導公眾。不尊重史實的歷史教科書，只會令未來日本民眾形成狹隘的歷史觀。然而編纂者與負責審查的教育當局卻無視這種危害，泯滅良知去迎合右翼勢力的需要，信口雌黃、捏造事實，為日軍在侵略戰爭中的纍纍罪行翻案，甚至為其歌功頌德，詭稱發動戰爭是為了“解放亞洲”。這對日本青少年一代的毒害是不可低估的。大眾傳媒為博眼球，罔顧媒體職業操守，對歷史泛娛樂化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不少影視作品為創造戲劇效果而顛倒黑白，卻受到日本觀眾的追捧。上述情況説明，雖然絕大多數日本民眾認識到和平的重要性，但普遍對政治漠不關心，往往又不能抵禦娛樂對是非標準的侵蝕。這就給右翼政治主張的傳播提供了空間，使得軍國主義死灰複燃成為可能。

　　和平憲法 “後門”大開

　　雖然《日本國憲法》的指導思想是和平主義，其制度設計也避免了軍人干政的局面發生，但美國出於冷戰需要，保留了天皇制並默許日本不去深入反思二戰罪責，使得軍國主義的陰魂始終不散。憲法條文措辭曖昧，不僅沒能發揮抗體的免疫作用，反倒隱藏著通往軍國主義之路的“後門”。

　　後門之一，避重就輕，批政府不批軍國主義。憲法序言將二戰罪責歸咎於“政府的行為”。實際上，戰爭是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皇權專制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政府僅僅是一個工具。所以，不深挖根源、徹底批判軍國主義思潮與專制制度，就不可能避免戰爭悲劇重演。二戰結束後，德國將所有希特勒專制時期發佈的具有納粹思想的法律全部廢止，並制定了反納粹法律。與之相比，戰後日本似乎並不關心政治思想的影響，只是籠統地宣佈與“主權在民”原則相反的一切憲法、法律、法令和詔敕無效，沒有同軍國主義徹底劃清界限。

　　後門之二，重天皇，輕國民。“和平憲法”雖然規定天皇“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但此條款缺乏效力，形同虛設。而把有關天皇的內容放到了第一章，目的是強調天皇先於國民，是日本國與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這就很容易被右翼勢力所利用，成為“皇道政治”的依據。

　　後門之三，修憲門檻低，而且所有條款都可以改動。只要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由國會提議，並在國民公投中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票，修憲案便可通過。這樣的修憲門檻確實不高，只要滿足上述條件，“和平憲法”會瞬間變身“戰爭憲法”。德國現行憲法則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第79條第3款規定，憲法第1條和第20條（涉及人民主權、聯邦制、法治、社會福利等基本原則）不得修改。日本憲法中沒有類似條款，是無意疏漏還是為了來日“翻盤”的苦心經營？

　　後門之四，公民沒有“抵抗權”。日本標榜自己在憲法上以美國為師，實際上只學了些皮毛。美國《獨立宣言》明確規定“政府須經被統治者同意”，支援公民抵抗惡法，維護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日本憲法則沒有相關表述，根本無法保障人民的主權者地位。比如《特定秘密保護法》嚴重損害了日本民眾的知情權，但民眾卻不敢反抗，真是“和平憲法”的莫大悲哀。

　　後門之五，政府有權解釋憲法。憲法解釋權在誰手裏，誰就是實際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日本，憲法解釋權屬於政府，國會雖然名為立法機關，卻很難對政府實施有效的監督。法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更處於邊緣化地位，甚至不能干預政府明顯的違憲行為。這是導致“和平憲法”失守並逐漸淪為一紙空文的根本原因。愛德華·柯克的名言“一個人不應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識，日本政府利用憲法解釋權踐踏“和平憲法”，恰恰是一邊當法官一邊犯罪。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是以政府意志代替法律意志的典例。

　　五大“後門”，使得“和平憲法”形同虛設，無法阻攔右翼的“暴走”步伐。

　　擴軍“雪球” 翻滾不停

　　日本是亞洲軍事強國，其暴力機關——自衛隊也早已感染病毒。軍方鷹派同右翼政客互為後援，一齊發力，推動國家“向右轉”。因此“右翼暴走症”實為“狂躁型精神病”，極具攻擊性。

　　上世紀50年代初，圍繞重整軍備問題，日本國記憶體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以社會黨為代表的和平民主力量，反對重新武裝；一種是統治集團中的鷹派，主張立即籌建軍隊。後者在美國的扶持下，鼓吹“自衛戰爭有理”，拋棄了非武裝中立主義，使日本重新走上軍備道路，並啟用舊日軍，在短時期內建立自衛武裝，實現了警察預備隊向自衛隊的轉變。雖然小事靠自己，大事靠美國，但日本畢竟邁出了重要一步，還定下了軍力、國力並進的發展原則。

　　日本陸海空三自衛隊建立後，面臨著充實與發展的任務，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也需要法律化。1956年7月，根據《防衛廳設置法》，日本成立了“國防會議”。翌年5月20日，經國防會議通過，由內閣會議批准，戰後日本“國防基本方針”出臺。該方針提出“品質建軍”，為今後的自衛隊建設規定了基本方向。

　　1958—1976年間，日本先後實行了四次防衛力量發展計劃，提出了“有效應對常規武器局部戰爭”的建軍目標，並確立“三自衛隊均衡發展、海空優先考慮”的原則。計劃明確了裝備現代化要以導彈的現代化為首要目標，並實現了航空自衛隊主力戰鬥機的更新換代。這些富有攻擊性的做法早已背離了“和平憲法”精神，日本開始了真正自我發展軍力的時代，一旦形勢需要，即可向大規模軍備過渡。

　　1976年，隨著“四次防”的完成，日本政府又制定了軍事力量長期發展計劃“76大綱”，並提出“基礎防衛力量構想”的建軍理論。主要內容包括：擁有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保持均衡的組織機構和兵力部署、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官兵隊伍、具有迅速向新的防禦態勢過渡的能力。

　　經過多年慘澹經營，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日本終於“鹹魚翻身”，建軍目標早已不滿足於自衛，而是成為地區性軍事強國，並爭取同美國平起平坐。右翼分子更要求改變日本“經濟大國、政治小國、軍事弱國”的形象，實現由“特殊國家”向“國際國家”的轉變，由“列島守備”向“前方展開”的轉變，不再消極防禦，力圖先發制人。右翼分子還堅持以鄰為敵的冷戰思維，認為日本軍力要同假想敵國保持平衡。

　　冷戰結束至今，日本先後推出“95大綱”“04大綱”“10大綱”和“13大綱”，加速推進自衛隊現代化，更加強調軍事力量運用上的快速、機動和靈活性，偵察監視上的持續性，任務上的多樣性，裝備上的高技術性和參與上的主動性，並在2007年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提高了軍事部門的話語權。安倍政府提出防衛力量建設數量品質並重原則，扯起“為世界和平與安定、確保繁榮發展做貢獻”的大旗，將觸手擴展到全球範圍。當初，明治天皇頒布詔書宣稱：“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當今右翼野心遠不止於此，他們不僅想奪取海洋霸權，還企圖染指太空，爭奪新戰場的制高點。

　　防務當局在國家安全事務中的決策權大幅提高，是“右翼暴走症”發作的先兆。日本政府至今拒絕深入反省，“自衛隊”卻已經在實質上完成了向“正常國家軍隊”的轉型。這個磨刀霍霍的“和平國家”，距離“潛伏期”結束恐為時不遠。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