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孔祥毅教授將"晉商精神"的內核總結了四個方面：重商立業的人生觀、誠信義利的價值觀、開拓進取不畏艱苦的創業觀、同舟共濟的協調觀。當我們拿這四個方面融合出的晉商精神--這把尺子去衡量大家關注的新的"商業群體"的時候，你會怎麼看？我們的現代人，尤其是當代"商業群體"距離真正的晉商精神還差之很遠

　　我們回過頭來看晉商，不是要看他們當年重造了多麼大的業績，足跡走了世界多遠；回過頭來看晉商，絕不是和他們比財富的累積速度，更不是比財富的累積手段，我們要揚棄和繼承的是他們幾百年來為我們積累下的精神財富，而且這些精神財富中凝煉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精神。每當人們提到這些東西，説到這些品格，你就會對號入座——那是晉商！

　　經濟學家孔祥毅教授將“晉商精神”的內核總結了四個方面：重商立業的人生觀、誠信義利的價值觀、開拓進取不畏艱苦的創業觀、同舟共濟的協調觀。當我們拿這四個方面融合出的晉商精神——這把尺子去衡量大家關注的新的“商業群體”的時候，你會怎麼看？我們的現代人，尤其是當代“商業群體”距離真正的晉商精神還差之很遠。

　　重商立業的人生觀

　　縱觀中國從東周至明清三千年的歷史，各個封建王朝都一脈相承地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儒家亞聖孟子把商人稱做“賤大夫”。所謂“士、農、工、商”的古人就業之道，就把商人列為四民之末。可見，“重本抑末”、“貴農抑商”的社會風尚由來已久。但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某些手工業部門中稀疏産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大商業資本及商幫集團開始涌現並形成，從而使商人逐漸擺脫受歧視的地位。到19世紀中葉，“睜眼看世界”的魏源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商業富國。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善於順流而動的山西俊秀之士多入貿易一途，社會風氣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價值取向為之一變。

　　按照傳統的觀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舉及第、為官入士最為榮耀，但明清山西地方風俗卻嚮往經商。這種風俗的形成與山西人的價值觀念及價值取向關係密切。他們認為，正當的商業活動，與萬人師表的士大夫生活相比，在道德方面毫不遜色。當然，經商在外，風險大收益都很大，然而人心思富，富商大賈“走遠方，積金錢。誇耀閭裏，出則車騎，入則廣廈”，誰人不羨？從《山西金融志》蒐集的資料可以看出，經商獲利相當驚人。祁縣喬家票號“大德通”每股分紅：1892年為3040兩，1896年為3100兩，1900年為4224兩，1904年為6850兩，1908年為17000兩。不僅利潤豐厚，且呈上升趨勢。據光緒年間《壽陽縣誌》記載：“雍正四年定例，一個七品縣令的年俸加上養廉銀，每年不過1045兩。”經商與做官相比，經商之利誘人至極，刺激著晉人多“棄仕從商”。山西自宋元以來，逐漸在民間形成一種重商觀念，即“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這就是通過經商獲得金錢，然後置房産，買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貸、經商獲取收入，以其商業收入發展商業和金融業，建立以商業為始點的價值迴圈和增值過程。這种經商致富並非不道德的觀念以及人們對富裕生活的嚮往，使人們衝破傳統觀念去開闢廣闊的市場，從而使山西經商之人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也正是這種與傳統倫理觀念相伴的人生觀，為山西商業的發達奠定了思想基礎。

　　誠信義利的價值觀

　　山西商人儘管同全國各地的人民一樣深受孔孟之道的影響，崇尚信義，但在重商立業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在“義”和“利”的問題上，也有著獨特的理解和行為規範。先義後利，以義制利，本是儒家思想的內核。人們追求功利的行為不能縱欲妄為，而必須受到一種為人們公認的社會行為準則的規範和制約，這就是義。孟子説“義，人之正路也”，《左傳》説：“義，利之本也”，“利，義之和也”。義作為一種行為規範與人們的具體利益結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在崇尚功利的同時，更注意以義制利，先義後利，甚至舍利取義的思想。在儒家義利思想的影響下，山西商人身入財利之場而不污，守信耐勞，淳厚信義，被譽為“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他們重商譽，以誠信取勝，凡是以道德信譽為根本。晉商視商譽為命根，堅持信譽如著名晉商范永鬥就是由於久著信義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後來當上了皇商。祁縣喬家包工頭復盛油坊，運麻油回山西銷售，經手職工為圖厚利，在油中摻假，掌櫃發現後，即另行換裝，經濟上雖受了損失，但維護了商號信譽，招得近悅遠來。晉商既珍視自身信譽，必然重視自身職責。他們在經營上一絲不茍，受一事諾一言，終身不渝，所以能立足社會，形成長期不倒的穩固地位。誠以待人，珍視信譽已成為晉人經商成功的秘訣。1888年，英國匯豐銀行的一位經理離開中國時，對山西票號、錢莊經營人有過這樣一段評論：“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國商人或錢莊經營人那樣，……這25年來，匯豐銀行與上海的中國人做了大宗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之巨，但我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晉商如此重信譽，誰人不願與之共事。誠信義利是晉商成功的重要法寶。

　　開拓進取不畏艱難的創業觀

　　歷史上，山西人不僅以勤儉持家著稱，而且具有不畏艱險的開拓進取精神。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自然條件比較差。而往來于“茶馬之路”的山西商人，販茶于福建、湖南，銷售于大漠之北，年復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經商于新疆、蒙古、俄國、日本的山西商人，更需要克服語言和生活習慣等障礙，沒有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是難以稱雄于商界的。晉商採取“人棄我取，人無我有”的策略，把外省商人不曾經營或不受重視的貨物，不論大小、貴賤、遠近，只要有利可圖就選擇時機及時販運，就這樣把商品運銷于四方，只以追逐利潤為唯一目標。到了清代，晉商已遍佈全國大小城市，幾乎佔領了全國市場。與此同時，晉商勢力還伸向俄國、日本、朝鮮、印度等國和南洋各地。晉商正是以這種“辟開萬頃波濤，踏破千里荒漠”的開拓進取精神縱橫于國內外商場，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舟共濟的協調觀

　　山西商人篤信“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和睦相處，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相互支援和關照。在晉商中，相互友好的同行稱為“相與”。凡是“相與”，必須善始善終，同舟共濟。建立“相與”關係，須經過了解，認為可以共事，才與之銀錢往來，否則婉言謝絕。既是“相與”，必須竭力維持，即使無利可圖，也不可中途絕交。

　　（本文作者係經濟學博士、教授，山西金融職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