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維

　　在政策性收儲依然肩負重任之時，我們必須千方百計把這件事情辦好，防止任何人為因素導致的農民賣糧難問題出現。但同時，必須要有對改革充分的預期和準備，唯有如此才能更好保護農民種糧利益，更好迎接這個改革創新的時代。

　　作為水稻産量第一大省，湖南今年早稻迎來了最近三年的大豐收，卻沒想到，一些糧農在短暫的豐收喜悅之後卻遭遇“賣糧難”。日前，本報記者報道了湖南新邵、隆回、武岡、洞口等産糧大縣農民遭遇賣糧難的問題。

　　7月底，我國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省陸續啟動了2015年早秈稻托市收購。但是截至8月11日，記者走訪了湖南邵陽、郴州多個收儲點，由於委託收購合同、質押金等一些手續未辦理好，或者是檢驗、清雜機還沒有到位，加上要做一些網銀結算等準備工作，多個收儲庫仍遲遲未啟動托市收購。而類似情況，在我國江西、安徽等地也不同程度存在。農民實在等不及，只得低價把糧食賣給糧販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並不是今年才有。仔細梳理近兩年媒體的報道，我們會發現，部分地區“賣糧難”的情況時常見諸報端。除去糧食品質問題這種特殊的原因之外，大多數的“賣糧難”基本都有著相似的背景：糧食生産成本高漲導致農民價格預期偏高，存在惜售心理，進口米衝擊國內市場、加工企業虧損嚴重，市場收購主體不足，“價低農民不賣、價高企業收不了”，處於膠著狀態的新的“賣糧難”……最終這些問題都靠托市收購啟動來化解，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成了解決農民賣糧難的“救命稻草”。

　　維護好農民種糧積極性對於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而維護農民積極性的底線就是他們的糧食能賣出去，且能保持一定的利潤。近年來，農民的售糧節奏已經隨著托市政策發生顯著變化，由於國內外米價嚴重倒挂，各加工企業收糧積極性不高，農民也不願意從市場化渠道銷售，普遍寄希望於托市收購中多賣幾個錢。以此次湖南調查為例，賣給糧販子和賣給國家糧庫之間每百斤差價就達10元，以畝産800斤計算，就是80元，對於規模種植戶而言，這是相當可觀的利潤。在政策性收儲已經成為農民售糧主渠道的背景下，如果托市收購工作不能切實落實到位，對農民種糧積極性的打擊可想而知。

　　而更深的憂慮是，隨著我國糧食連續多年增産，這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收儲方式，是否真能擔起我國糧食銷售主渠道的重任呢？當其他市場主體日益疲軟、紛紛退出時，這種一家獨支的保障方式是否真能托得起農民豐産增收的寄望呢？仔細回顧近年來各地發生的因為托市收購執行不到位導致的“賣糧難”事件，固然有相關部門工作拖遝、效率低下的因素，同時更暴露出新形勢下托市收購政策力孤難支、難以持續的困境。

　　回過頭去看，自2004年以來，最低收購價政策和臨時收儲政策的實施，對提高農民收入、維護糧油市場穩定、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部分品種的國家收儲也對加工行業造成了較大的衝擊，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及市場價格信號被扭曲，一定程度上使糧食市場呈“政策化”趨向。托市收購成為市場上銷售主渠道，最低收購價成了“最高”保護價，政策出臺初衷已然扭曲。

　　尤其當前國際糧價偏低，外國糧食大量進口，加之國內豐收，使得國內糧食庫存充裕。雙重擠壓下，困境更為凸顯。在日前由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糧食安全與供給保障高層研討會”上，專家們指出，目前國內玉米和水稻庫存是歷史上最多的時期，糧倉裏的糧食夠全國人民吃半年以上。這樣的庫存儲備，既説明我國整個糧食安全形勢處在比較好的時期。但同時，目前入庫的糧食已難以消化，而未來國內外價差可能將進一步拉大，在我國關稅保護程度低的情況下，“國糧入庫，洋糧入市”，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必定難以持續。

　　在這樣的現實壓力下，我們必須更加理性看待農民“賣糧難”問題。強調要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要讓農民辛苦種下的糧食能賣得出、賣得好，不再遭遇“多收了三五斗”的尷尬，從根本上而言，必須要建立在一個可持續、多元化、市場化的充滿競爭和活力的糧食購銷制度基礎上。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繼續堅持市場定價原則，探索推進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與政府補貼脫鉤的改革，逐步建立農産品目標價格制度，在市場價格低於目標價格時按差價補貼生産者，切實保證農民收益”。去年，東北和內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也已經啟動。這都印證了最低收購價政策和臨時收儲政策改革是必然之舉。

　　當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眼下，在政策性收儲依然肩負重任之時，我們必須千方百計把這件事情辦好、辦實，創新機制、落實資金、保證倉儲、按時啟動，防止任何人為因素導致的賣糧難問題出現。但同時，必須要有對改革充分的預期和準備，既要堅定信心，亦要平穩過渡，唯有如此才能更好保護農民種糧利益，更好迎接這個改革創新的時代。